“文革”前夕的胡耀邦陕西新政（上）

阿里

这两年史学界对胡耀邦于1964年至1965 之间，在陕西推行的全面纠正“左”倾错误的改革，关注越来越多。笔者认为这是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话题，其历史意义在于：

1.它是三年经济困难后，地方纠偏的一个案例，并且是纠偏程度最深、改革最综合的一个案例；

2.它是胡耀邦在1978年后推进平反冤假错案、农村改革的一次预演，是胡耀邦的改革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它被卷入“文革”前最高层关于社教的斗争分歧，背后有更广阔的路线、权力之争的背景。

今年春天适逢胡耀邦的陕西新政六十周年，本文简单梳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一）胡耀邦走马赴陕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基于政治路线和权力格局发生的新变化，毛泽东开始谋划新的政治布局。他与一线的“老干部集团”逐渐疏离，而开始发掘培养出生1910年前后的“少壮派”，胡耀邦作为他“看着长大”的红小鬼，也是重点培养的对象之一。

1962年5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派遣一批中央机关负责人，下放到粮食主产区或工业基地任职，以加强对地方工作的领导，尽快渡荒。11月10日，胡耀邦被中央委派前往湖南，担任省委书记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湘潭是毛泽东的故乡，这种特殊政治意义不言而喻。

胡耀邦在湘潭工作期间，毛泽东也经常在长沙居住，根据《毛泽东年谱》等资料的记载，他数次约胡耀邦谈话。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为史学界闻名的“杭州会议”，胡耀邦则是唯一被毛泽东点名参会的省部级负责人。杭州会议揭开了“四清”运动的序幕，这场运动被史学界认为是“文革”的前奏，毛泽东与刘少奇因为这场运动渐行渐远，最后分手。

（毛泽东与王任重、胡耀邦在武汉东湖宾馆）

胡耀邦在湘潭工作期间，认真调研、了解民间疾苦，跑遍了所有的公社。他利用七千人大会的短暂宽松范围，推行以恢复生产为中心的“四大抓”政策，默许农村自发的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行动，根据时任湘潭地委书记的高臣唐的回忆，大约有30%的生产队实现了不同形式的责任制（高臣唐《耀邦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到1964年，湘潭粮食产量已经接近1957年，上交公粮之后，老百姓的人均口粮达到400斤，经济明显好转。

1964年6月，胡耀邦结束在湖南的工作回京，10月被中央委派接替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的工作，同时，胡耀邦仍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工作时间实行“二八开”原则，即以陕西工作为主，占80%。胡耀邦之所以被安排到陕西工作，有跟当时越发微妙的形势有关。从6月起，毛泽东开始在不同场合表达对刘少奇“四清”路线的不满，而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从30年代起就在刘少奇、彭真直接领导下工作，比较完整地执行刘少奇的“四清”思路。此前，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都邀请胡耀邦到他们那里工作，毛泽东拒柯、陶而胡耀邦到西北局担任二把手，颇有掺沙子的意向。

1964年11月30日，胡耀邦只带了秘书戴云、李传华，轻车简从乘火车在暮色中来到西安。这时候他刚刚过了49岁生日，建国后他的多数时间都在中央机关工作，这次担任西部重要省份的一把手，对于颇有政治抱负的胡耀邦是一个机会，不过迎接他的更是挑战。

当时的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是一位颇为年轻，但是又很资深的大区一级领导人。他到任之初做了大量有益工作，比如在1960年认真调研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伤害，如实向毛泽东汇报河西走廊大量饿死人的现象，提出“紧急行动起来抢救人命”“的措施，免去推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等人的职务，解散了夹边沟等劳改农场，大量知识分子得以幸存。

不过自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起，西北局的工作越来越左，在四清和社教运动中，西北局忠实地执行中央左的政策，甚至有所超常发挥。陕西省委所有省委机关和各县进行了清查排队，在1964 年11月呈送中共中央的《省委关于县以上领导班子问题的报告》说：“我省县以上领导班子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全省103个县(市、区)和省级65个厅局中，问题严重的有57个单位，占33．9％，领导班子烂掉或基本烂掉的有16个单位占9.5％”。另据统计，仅仅在1964 年的四清运动中，陕西全省就逮捕 6470 人，拘留 5000 余人，3200多名干部遭受了开除党籍的处分，对此，2014年原陕西省副省长徐山林在出席《1965：耀邦早春行》一书发行座谈会时有回忆，他说当时：“陕西省的干部被一车车地拉进学习班”。

在西北局亲自抓的长安县社教中，西北局抽调中央局、省委、市委三级干部 16400 余名，进行所谓“大兵团作战”，到1964 年第四季度，长安县区级干部受处分的人数比例占当时干部总数的 45%，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撤换的则占到 76.2%。长安、西乡、延安三个社教试点县，在批判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 430 起，死亡 364 人。

（四清中的批斗大会）

此外，西北局还认为过去土改镇反革命不彻底，要推行“民主革命补课”，以长安县为例，补订“漏网”地主、富农3884户，新划定地富反坏分子2882人，是土改时期地主富农人数的1.31倍，经过“补课”地富成分人口占比从3.3%上升到8.59%，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经复查，新划人员中94%以上是冤假错案。

在思想文化界，陕西省委成立了 “思想战线指挥部”，下设“清理反党党史小组”、“文艺批判小组”和以“批修”为内容的理论学习班，全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戏曲剧院院长马健翎在批判中自杀身亡，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主席柯仲平在受到清查时猝死，“长安画派”著名画家石鲁精神失常。

70年代末一度担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在重新审查冤假错案时曾经评价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陕西省“左”的程度和恶果，是超过全国其他省份的。

这样的政治氛围下，陕西在经济生产上与全国其他地方差距越来越大。陕西本来是“一五计划”的重点建设区域，苏联援建中国的156项重点工程中，布局在陕西有24项，与辽宁并列第一，其中17项布局在西安，为全国城市之冠，远远多于哈尔滨的10项和沈阳的7项。1956年陕西粮食产量达到108亿斤，人均粮食产量达到615斤，罕见地超过了全国人均水平。

不过陕西在1962年后并没有像全国其他地区那样，出现明显经济反弹，反而是止步不前。 1957年至1964之间，全国人均工农业生产总值增加了26%，而陕西反而是负增长，减少了3元，是全国仅有的两个负增长省份之一（另一个是“左”倾错误严重的河南）。陕西省的人均粮食产量也下降到409斤。

根据1965年初陕西省民政厅给省委的救灾申请报告，1964年安康地区有132万人的月口粮不足20斤，也就是每天不到7两，占全地区农村人口的73%，也就是说多数农民处于严重缺粮状态；报告中还说，“安康已经有120人处于浮肿状态”，多人因为饥饿和疾病自杀。

因此，胡耀邦到陕西接手的是一个烫手山芋，这个省份经济困难，而政治上各宗派的斗争又很深。这个时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也正在陕西蹲点搞社教，12月3日，胡耀邦去拜访了他，杨尚昆深知陕西情况之复杂，以及胡耀邦之直爽、嫉恶如仇的性格，特意告诫他：“一年之内不要讲话”。

（二）第一阶段：胡耀邦对城市社教的纠“左”

不过胡耀邦显然没有听从杨尚昆等人的劝告，没有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而是一到任就不停地调研，解决大家最关心、最焦虑的问题。胡耀邦的纠正可以1965年春节为界，前一阶段主要理顺城市社教问题，后一阶段主要理顺农村四清问题。

第一阶段，他先后约谈陕西省农业系统、文教系统和公安系统负责人， 以及出席西安市科技人员座谈会、西安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大会、陕西省参加四清工作十七级以上干部大会、省委工作会议、西安中小学师生座谈会、陕西省文艺工作者座谈会、陕西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兰州军区驻陕团级以上干部大会，发表对社教的新观点，安抚人心。观点和政策主要有如下：

1.  陕西省社教打击面过宽，“捕人多了一些，双开多了一些，面上夺权斗争打击面宽了一些，又指出陕西农民上交国家的负担过重。提出要：捕人暂停、“双开”暂停、夺权暂停；抽调三级干部下基层，集中搞生产，即“三个暂停”政策。

2. 请求中央减轻陕西农民负担，向周总理申请将1965年的粮食征购任务，由17亿斤减为14亿斤；请求中央援建陕西5个7.5万吨级的化肥厂。

3. 工作重心放到生产上来，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的思路，不要害怕抓生产就是右倾，今后谁抓不紧才是右倾。显然“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最高层所钦定的，是任何干部都不能逾越的红线，不过他在后面又加上了“以生产为中心”，其实就是对一阶级斗争为纲的一种否定，与邓小平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的思路完全一致。

4.  正确认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路线斗争，千万不要阶级斗争扩大化，农民赶集卖二斤棉花，干部生活作风有问题那不叫资产阶级路线，只有干部蜕化变质、欺压百姓才叫资本主义路线。

5. 反对“四清”中使用暴力，打人、斗人、搞喷气式，不叫威力，不表明你的本领高，吓人、以权势压人是最没有威力的，摆事实、讲道理是最大的威力。对待有问题的干部群众一定不能搞逼供信，尤其是老师和学生都是文化人，一定不要搞“武化”。

6. 反对搞唯成分论，出身无法选择，重在后天的表现，那样出身剥削阶级的年轻人，只要他们注重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努力工作，就应该给他们出路，他们可以入党入团，一视同仁地分配工作。不鼓励与剥削阶级亲属、同事、同学划清界限，他还以毛泽东礼遇前清皇帝溥仪的例子，劝告大家不要害怕跟出身不好的人打交道。

7. 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应该是惩罚人、处分人，而是改造人，光讲惩罚、不给出路，不叫社会主义。

8. 反对将社教扩展到私人生活领域，他辛辣地指出：不要上纲上线，留长发就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剪短发就是社会主义，那么剃光头就是共产主义了？不要说爱干净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们社会主义接班人难道都要又脏又臭、不讲卫生？

对于当时四清中提倡过革命化春节，反对春节放假和走亲访友的行为，他说，放假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春节大家回家跟家人团聚，买些年货、送礼、走亲访友，尽管可以做，提倡过革命化春节是对的，但是什么叫革命化要避免教条主义，你只要不拿国家的东西、不损害集体利益，我们都不应该禁止。

9. 必须要有健全的民主制度来保障路线事实，要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和财务民主，允许党员干部提意见，一定要让人畅所欲言、敢于发表意见，建立正常化的政治生活氛围。

胡耀邦的讲话很系统性的回击了不得人心的“左”的错误，提出了实事求是、人道的、民主的看法，这些政策一出，陕西干部群众无比欢欣鼓舞，多年压抑的气氛终于有了一些好转，根据刘邦显的回忆，大家把胡耀邦的三个暂停、减轻公粮负担等政策称为“四喜临门”。徐山林也曾经回忆说：“耀邦同志心敞口直，了解实情，敢说真话，他的讲话常常就像一块石头撂到死水潭中，让大家都很兴奋。”

1965年月1月下旬到3月，陕西省8个专区地委和103个县（区）委对已逮捕、停职干部普遍进行了审查，半数以上的干部被取消了处分，重新回到岗位。尽管这些措施遭受到西北局的强烈抵制，没有完全执行下去，但是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四清”造成的基层秩序混乱，以及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初到陕西时，胡耀邦给毛泽东的汇报）

在这一阶段中间，胡耀邦曾经返回北京参加1964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前者是毛刘冲突公开化的标志，历史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胡耀邦还在12月26日受邀参加毛泽东同志的71岁生日宴会，这次宴会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请了三桌客人，主要是政治局委员、各大区负责人，以及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等劳模，胡耀邦则是仅有的受邀的省委负责人。

胡耀邦在京期间，目睹了毛泽东对过去一年多“四清”运动和“桃园经验”的不满，诸如 “倾盆大雨”、“人海战术”、“繁琐哲学”、“神秘化”、“不相信群众”等等，新出台的“二十三条”里面虽然提出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也提出了一些纠偏措施，这些都为胡耀邦在陕西的纠“左”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三）第二阶段：陕南之行与对农村“四清”的拨乱反正

2月6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五，胡耀邦开始了为期两周的陕南（安康、汉中）调研访贫之行。胡耀邦为什么选择陕南呢？一方面的原因，本文在上面已经提到了，陕南面临的困难最大；另一方面，陕南属于南方，春节之后马上就面临春耕了，一年之计在于春，胡耀邦选择这时候吹改革风，有利于农民一年的生计。还有一个可能性是，关中一带属于西北局重点关注区域，陕南则是上面注意不到的边缘地带，胡耀邦选择的是边缘推进路线，正向后来在东南沿海发展乡镇企业、特区经济的策略逻辑。

胡耀邦在一周之内走了宁陕、石泉、汉阴、旬阳、平利、白河、安康等7县。据随行的省委副秘书长白瑞生的回忆，他每天早晨6点起床，晚上12点休息，每到一处，不是先吃饭，而是先听汇报，不但要会见县里的领导，还要去同区、社、队干部见面，充分发扬民主作风，一起排查问题。

2月13日深夜，胡耀邦依据一路走下来的所见所闻，口授白瑞生和速记员郭步越写下了紧急发往各地委和县委的《电话通讯》，作为对新的一年陕西工作的系统部署，直到次日凌晨两点多胡耀邦才就寝，可见其殚精竭虑。《电话通讯》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关于社教中的阶级清查和干部处分。（1）凡属从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2）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做结论；（3）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究既往；（4）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要改变思想不开阔、顾虑重重，小手小脚的情况，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宽一些，主要是：（1）不要着重历史问题，而要着重现在的表现；（2）不是着重"洗手洗澡"中已经交代出的问题，而要着重今后的问题，着重"将功补过"；（3）不是着重枝节问题，而是着重注意大的关键问题，注意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

第二，领导干部的工作重心要放在生产中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地服了务。

（胡耀邦在视察中提出“全党最重要的任务是搞好生产）

第三，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大队、生产队和农民自主权。（1）即使今年大丰收，也不准增加征粮任务；（2）由各大队、生产队自己搞储备粮；（2）由各大队、生产队自己用来扩大发展集体的饲养业；（3）由省上考虑采取议价收购的办法收购一部分。

第四，农村必须破除“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本省的山地是耕地的数倍，关中地区要重视发展棉花种植，陕南地区重视发展山货土特产种植，陕北地区要重视造林和畜牧业。

第五，必须改变商业上冷冷清清的状态，要明确告诉大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营商业和供销社都不可能完全代替农民之间互通有无的集市贸易，农民相互之间为买而卖的小额交易，不是什么投机倒把。具体措施为：（1）活跃集市贸易；（2）发展人力畜力的短途运输；（3）切实解决手工业的原料供应；（4）改进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

总体而言，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之后，安徽、浙江、山东、河北等地均出现了农村改革的探索，在中央，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人对左的一些理论也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是从理论上系统反思左的理论，对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提出较为完整的改变措施，唯有胡耀邦。所以，胡耀邦在陕西的纠“左”，可以视为改革开放前，进行反左探索的一个顶峰，尤其是在当时文革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况下，胡耀邦敢于讲、这么做，更体现了他的勇气和担当。

文革结束后，胡耀邦所推动的拨乱反正、农村包产到户、发展商品经济等重要改革措施，也基本成型于此时。所以，从这个角度讲，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党内一批有识之士，此前早有觉察、早有反思、早有腹案，是环境所限无力而为之，一旦环境允许，他们就会纠努力推动社会回归常识、回归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