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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王松奇:2016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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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4-12 21:09:3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阿里 于 2024-4-12 21:11 编辑

一、熔断机制

2016年1月4日,中国证监会为防范股市波动风险推出熔断机制,实施首日,触发两次熔断。1月7日,A股9点30分开盘,9 点42分触发熔断线,交易暂停15分钟,再次开盘后行情继续下挫,二度触发熔断线,结果全天交易提前结束。

熔断机制是舶来品,为什么人家用起来好使,我们用上以后就屡屡失灵?作为一项制度建设本来应该长期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完善才对,但是1月7日22点30分,中国三大交易所发出公告,暂停实施指数熔断机制,使得该项以学习外国先进市场管理经验为初衷的市场监管改革仅仅存活4天就呜呼哀哉。中国是怎么了?我曾经虚心向一位行业资深专家求教,他的回答颇为意外,他说中国的监管机构有一帮只喝过几天洋墨水却不懂中国国情又不肯下去做扎扎实实调研的傻冒,他们左右领导,给领导出馊主意,常做些闭门造车出不合辙的事儿。噢,原来如此。

从2015年以来,A股市场就成了段子手们的素材库,充分展示了中国投资者苦中作乐的优秀品质。熔断机制事件后,坊间出现各种传闻,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小道消息是1月18日路透社独家发布的“肖钢请辞”,中国证监会网站随即郑重辟谣,令人意外的是,农历新年假期后不久,正月十三,即2月20日,新华社消息,刘士余任证监会主席,接替肖钢。证监机构换将于今已有近一年时间,肖钢还没有新的工作安排,由此看来,熔断机制的失败和2015年的股市剧烈波动造成的市场财富损失似乎是被当成了官员问责事项的。

二、 经济形势判断与宏观政策选择分歧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就是增长乏力,我们的领导人多次用“新常态”来加以概括,主流媒体更是用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刺激政策后果消化期的所谓“三期叠加”效应来解释经济增长困难状况。现实情况是:实体经济遇冷,出口大幅下滑,传统动力投资中的民间投资增速不足 5%,资本外流趋势明显等等,在这种困难时期,无论是经济理论界还是实务界甚或是决策层,都容易出现看法上的分歧。5月 9日权威人士第三度现身,在《人民日报》发表谈话,标题《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全文1.1万余字,值得注意到是,一个星期后,《人民日报》5月16日又刊载了一篇4900余字的文章《我国经济实现了运行平稳、结构优化、民生改善的较好开局》,当日,国务院官方网站在头条位置转载了这篇文章。有些好事之徒将5月9日权威人士谈话称为 “党文”,将5月16日的文章称为“国文”,并将这两篇文章的异同点进行了对比总结,据说:

两篇文章相同点大致有三1)两文都是人民日报刊发的重要文章,党文以《人民日报》记者对“权威人士”专访的形式刊登在5月9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并转至第二版整版1.1万余字而国文刊登在《人民日报》第10版有4900余字。(2)两者传递的都是权威的声音,党文直接由权威人士出面谈话,传递的无疑是党中央的声音;而国文采用“郭同欣”的笔名,文章发表后被国务院网站当天置顶转载,显然代表的是国务院的意见。(3)两者都强调改革都重视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两文存在的三点差异之处:

(1)侧重点不同。党文既强调对中国经济“怎么看”又强调“怎么干”,在“怎么看”方面坚持两点论,既讲了“良好开局”更讲了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国文则几乎将重点完全放在“怎么看”方面。党文提出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人的作用更为重要,特别是三种人,即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 而国文则更关注政策,强调目前财政政策积极、货币政策稳健,为改革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2)认识问题的角度存在差异。党文指出“我们面临的固有矛盾还没根本解决,一些新的问题也有所暴露,‘稳’的基础仍然主要靠‘老办法’ 即投资拉动”;而国文第一部分的小标题是“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消费和服务业发挥增长主动力作用”,随后文中又指出 “从需求看,消费起到第一拉动力作用”。党文提出保持战略定力,多做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事情,避免用“大水漫灌” 的扩张办法给经济打强心针,造成短期兴奋过后经济“越来越糟”;国文则表示中国保持了“宏观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没有搞强刺激和大水漫灌”。党文多次提及高杠杆的危害和风险,强调“去杠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国文中的表述是 “资产负债率为56.9%,比上年同期降低0.3个百分点,杠杆率降而未升”。(3)两文论述风格明显不同。国文主要用数据说话而党文则侧重逻辑分析。国文全文不过4900余字却引用了200 个数据,而党文1.1万余字只提及了一季度GDP增长率6.7%这一个数据。

这一周之内有关中国经济看法的两篇文章,也许表明了决策层在宏观经济判断及政策选择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分歧。当然,这在任何体制的国家都属于正常现象,但在江朱和胡温时期,似乎未出现过这种对形势和政策的南院北院的同时发声, 在我看来,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这也有利于启发和激励民间人士大胆发表意见,例如许小年在之后的一篇文章中说,5月9日权威人士的谈话“喝止了”政府的动用刺激政策苗头,在这种观察判断基础上,他写出了一篇影响很大的奇文《被人们忽略的经济学常识》,再以后,他还提出了在商学院取消宏观经济学的建议。

三、强调产权保护

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强调平等依法,对公司财产一视同仁。

中国近些年一直存在资本外流,有钱人纷纷移民海外等现象,资本流动有时受中短期因素影响较大,但富裕人口的流失背后一定有长期的制度性原因,即人们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甚至安稳安定财产安全等缺乏确定预期。党中央国务院发文再次对私有产权的坚定保护态度是一个很重大的政治表态,表明决策层在推动改革深化方面已抓到了点子上。中国有“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古训。一个国家如果政策多变,动不动就用国家机器将私人财产剥夺了,让国民在财产保障方面没有安全感, 那就注定会出现富人移民普遍化的趋势。此外,保护私有产权当然也包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知识产权的严格界定和保护是一个国家创新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前提。抄袭和山寨是创新的最大敌人,只有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才能激发人们的创新积极性。2015年初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无论创业还是创新,都必须以产权保护为基本前提。1990年代初,米尔顿·弗里德曼来北京在友谊宾馆发表了一个演讲,对中国的改革说了些意味深长的话,我记得他说的是中国的改革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有三:“私有、自由和竞争”。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琢磨弗里德曼提出的这个市场经济三要义,越想越有道理,联系到我们党的改革文件一直以来对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蓝图的表述——“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这个表述的字数比弗里德曼的表达还多些,但缺少“私有”和“自由”两项,而且是异常重要的两项,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其中的认识差距也许产生于意识形态原因,也许源自于文件撰写者与米尔顿·弗里德曼之间的经济理论水平差距。或许,我们还应当从根本上对中国改革的思路进一步进行梳理,回到邓小平理论的本源上,从黑猫白猫效率论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的各项改革政策设计,为重视效率的改革构划经济理论基础,摒弃不必要的意识形态偏见,围绕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发掘出台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这样我们才能走出由种种“新词”和空话编织的理论怪圈,让人们看到确定美好的预期。
永远的18岁的,向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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