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香：政治正确的疑虑（外二篇）

阿里

朋友陈春香，到美国探望儿子一家，写了一些短文，记录她以中国人目光打量美国社会的感受。现展示其中的三则。

政治正确的疑虑美国的“政治正确”在加州表现特别明显，虽然男女平权、种族平等、反对性取向歧视，都是普世价值观，生活中也都可以感觉得到，但任何事情过犹不及，做过了头就让人觉得不太对劲。比如，圣诞季商店里节日的布置，我们通常熟悉的圣诞老人对面，会立着一个黑皮肤的“圣诞老人”，遥遥相对，但让人觉得怪怪的，感觉与普通人常识里的圣诞老人风马牛不相及，但为了表示种族平等可以这样，这算不算“历史虚无主义呢”？

有些圣诞派对上除了圣诞老人还会有个“圣诞奶奶”，以此表示男女平等，这样生拉硬扯，表达某些观念，是不是太肤浅了呢？这些娱乐性的活动，玩玩也就罢了，在一些“正经”事情上也这样，就可能产生某些后果。可能由于历史上的黑奴制度而对非裔的愧疚，美国的政治正确在非裔问题上表现尤其突出。

哈佛等名校为了显示种族平等，照顾非裔考生，对同是少数族裔的亚裔考生提高录取分数，明显造成了另一种不平等。这样的事让人觉得，这种对平等的追求，顾此失彼。在加州，有些公司明明对非裔员工的表现不满，也不敢解雇，有些行业还规定必须雇佣一定比例的非裔员工。儿子有位朋友讲起他在银行的遭遇，接待他的是一位年轻的非裔女性，一开始就把他存款的数目填错了，这位朋友发现后提醒了她，但第二次打出的单据又错了，幸亏这位朋友警惕性高，又认真核对了一次，及时发现了问题。连犯两次低级错误后，这位小姐一点没有愧疚感，反而神态自若，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如果她不是非裔，这家银行还会继续雇佣她吗？

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在日本遇到的一件事，当时我去看一个华人朋友，我们一起去逛商店，朋友想买个闹钟，但一直没找到，她就问了不远处的一位服务员。闹钟是找到了，但朋友心情突然不好了。原来那个服务员说话很不客气，说“那不就在那儿，你没长眼睛吗？”这样的话在日语表达上有很多微妙之处，朋友久居日本，立刻听出了不友善。我的日语水平，是听不出来的。朋友投诉了那个服务员。当天那家商店的店长，提着一盒精致的点心找到朋友家，不住地鞠躬道歉，并说已经解雇了那个服务员。这就是他们对不敬业者的态度。我觉得那名美国银行员工的工作态度是被惯出来的。人在拥有某些特权后，很容易产生出这种状态，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对于少数性取向者保持宽容是应该的，但以同性恋或变性为荣，就过分了。儿子说，他认识的几位同性恋者，都有一种自豪感，好像他们很勇敢，很了不起，感觉自己高人一等。在传统社会里，公开承认自己的特别，需要很大的勇气。但社会既然已包容理解了他们，他们就和普通人一样，学校和社会不应该夸张地宣传他们的“非凡”。在加州，由于校园里最讲“政治正确”，“左派”刻意对这种少数群体大加赞美，甚至鼓励孩子们变性，使得有些年轻人特别是未成年人产生困惑。曾有电视台街访路人，当问到人有几种性别时，被问的年轻人犹豫了好一阵，答案带着疑问的语气：“无数种？”看样子是怕错，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这是否和校园里的“政治正确”有关呢？听说还有亚洲家庭，怕孩子在学校受到这种影响，移居了澳洲。

美国有很多人，对这类“政治正确”不满，又很无奈。儿子单位专业培训时看一部关于癌症基因的片子，片中解说特意说明：因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末取的样本，所以只有白人的基因样本，对片中内容没有黑人的样本表示抱歉。如果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取样的多样性的话，这种歉意没有问题，但编者偏偏是从政治的角度，对没有平等对待黑人表示歉疚，这种说辞就让观看者很无语。科学的归科学，政治的归政治不好吗？为什么要把二者搞在一起呢？儿子说很多同事看不下去，纷纷离场以示不满。

离婚率与家庭观美国的离婚率之高，让我吃惊。以儿子的邻居来说，对门、楼上和隔壁都是单身妈妈带着孩子生活。但是这并不说明美国人不重视家庭和孩子。对门的女护士带着一岁多的小男孩搬过来时，一个男人一直忙前忙后干活，最初我以为是一家三口，过了一段才知道，男人是女护士的前夫。后来，每逢节假日男人还会过来陪前妻和孩子，在庆祝独立日的市民音乐会上，我看到他们一家“三口”很和睦的样子，就跟儿子说，他们会不会复婚了？儿子笑我八卦。楼上的邻居名叫珊迪，是一位带着两个正读中学的女儿的瑜伽教师，因为她和儿媳关系不错，我对她的情况知道的多些。珊迪的前夫已经再婚，又有了孩子，但每当女儿们的生日或节假日，他就会在门前的草地上和女儿们聚餐陪她们聊天，偶尔还会带她们去旅游。我能感觉到珊迪对前夫有些怨气，但她从不干涉前夫与女儿见面。前一段儿媳告诉我珊迪的大女儿上大学了，珊迪也找到了新的爱人。

儿子还讲了他们之前一位邻居的故事，这位邻居是德国裔，离婚后一个人带着十来岁的女儿生活，但就在她拿到绿卡的时候，发现自己得了癌症，病情发展很快，治疗也无济于事。最后，按她的意愿出院回家了，日常生活和护理除了护士以外，前夫也过来帮忙照料。这位女士去世后，一应事务，包括葬礼，也是前夫张罗的。我在儿子家住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来了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就是那位去世的德裔女子的女儿，她要和她父亲的家庭一起搬到别的城市去了，走之前特意来和儿子儿媳告别，因为儿子他们在女孩儿母亲病重时对她们稍有帮助。

在美国，离异的故事很多，虽不是个个都像以上所说的能那么友好相处，但那种不是爱人就是仇敌的确实不多，很狗血的离婚故事更是鲜见。我觉得，这和美国人对婚姻家庭的看法有关。他们认为，不再有感情的夫妻生活在一起，对彼此都不公平，而貌合神离的家庭对孩子会有负面影响，这和夫妻为了孩子选择凑合的观念，大相径庭。美国虽然离婚率高，但据我观察，美国已婚男人大多很顾家，而且很宅。工作日一般是五点下班，但一到下午四点多，主要干道就开始堵车，下班的人都扎堆往家赶，周末的时候如果不是一家人出外游玩，男人们大多会待在家里，要么整理院子，要么做家庭“水电工”，因为美国的人工很贵，家里如果什么坏了，尽量自己修理，院子里的花草树木，也多是自己修剪。美国男人大多有一个工具箱，有些住独栋别墅的甚至会有一个工具房，我曾经在儿子同事家看到她丈夫的工具房，满屋子各种工具琳琅满目。

对于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结构，美国人也能坦然接受，夫妻之间没有尊卑之别，只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事上。我想，这与他们奉行的平等价值观相关。儿子实验室的“老板”是女性，业务很强，后来成了研究所所长。为了两个儿子，丈夫就把主要精力用来管家照顾孩子，后来大儿子上大学，家务不那么繁重了，丈夫又出来工作。他们似乎没有觉得挣钱养家的一方，应该拥有更多话语权，居家的一方也没有自己被别人养活的感觉。

税收种种过去听到，美国的富翁将自己一生的财富全部捐出，成立基金会做公益，内心常常疑惑，难道美国人真的特别高尚吗？其实，了解了美国的税收法律，就觉得这些富翁的选择出于明智。因为收入越高，税率也越高，而捐出财产或搞公益，不仅可以留名于世，还因降低了自己的收入，可少缴税。富人捐助或搞公益，是一种合理避税。儿子工作的研究所是私立的，所里有定期的募捐日。这天，平时衣着随意的他们，都得身着正装，接待潜在的金主，教授们负责报告自己的研究及前景，其他人或领客人参观实验室，或讲解实验过程，尽可能展示研究实力。这些“金主”大多是几周前就接到研究所的宣传文案，对他们的研究感兴趣者。这番操作往往有所斩获，比如实验室价值几百万美元的两台电镜，就是金主捐的。当然，捐款者自己当年的税也降下来了。

而美国的遗产税更高，如果子孙实力不行，祖先的遗产可能会让他直接变成“负”翁，所以富翁身后的财产或豪宅，会捐出做公益很常见。洛杉矶的“亨廷顿图书馆”，就是煤炭大亨亨廷顿生前的私宅；著名的“盖地中心”，则是铁路大王盖地捐建的。美国对纳税人的诚信要求很高，如果逃税，重则犯罪，轻则征信记录受影响，办信用卡、买房子、买汽车、找工作，都会受影响，所以一般人都会在报税截止日之前提交自己的收入状况，按规矩交税。美国的税种类繁多，光政府的税就有联邦税、州税和地税。联邦税就是国税，计算方式非常复杂，每年三月报税，纳税人要根据自己的收入填一个复杂的表，收入中除去免税的部分，其他都要按比例交税。

为了合理避税，收入较高的人大多会请专业人士帮忙报税，一般工薪阶层每到报税季都要忙上几天。州税是州政府收的税，因为美国是联邦制，所以各州对税收有自己的规定。地税就是房产税，美国人买房子是连土地一起买的，是永久产权，所以要交地税。地税一般用于当地的建设和民生。在美国开车，在路上根据路况及周围的环境，基本就能判断这一带地税收入的状况，如果路面平整干净，有损毁处及时修复，而且周围环境及各种设施完好，就说明此地税收丰盈，当地居民收入比较高。如果路况坑洼不平，久无修复，就是此地住户收入不高，当地政府财政拮据。

在美国，政府是没有转移支付的权力。所以税收好的地区，环境确实好很多，除基础设施外，社会治安、中小学的评价都要好些，有的地方，中小学的两顿免费餐，也是由地税支付。美国公立中小学都是全免费的，一般由联邦税和地税来承担的。美国税收还有许多令人思考的细节，比如，有未成年孩子的家庭，联邦政府会返税，一个孩子一年返还1200美元；孩子受教育的费用也是不记税的收入；消费税方面，蛋、奶、面粉是没有消费税的，但加工过的食品，如蛋糕、饼干、饮料、酒类，就必须收消费税，这些在购物后的小票中标示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