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华：我的大学之二

阿里

1978年10月走进大学，正是乍暖还寒的时刻。我们在学生会组织的班级歌咏比赛中，唱的还是文革后期的歌；天天六点钟以班为单位集体跑步，不管刮风下雪；还有两周一次的政治学习；写作课老师讲文学评论，布置的作业还是写《红灯记》李玉和的形象分析，等等。不过，变化很快，新气象越来越多，变化的标志之一是学术氛围浓了，学术报告多了，系里老师，首先是写作和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老师开始做讲座，讲刘心武小说《班主任》《爱情的位置》，讲卢新华的《伤痕》。
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后半，系里要展示学术实力，安排各教研室出一位资深老师做学术报告，组织全系同学来听，当时觉得很是震撼。学生的学习热情极高，阅览室晚上7点钟开门，我们6:30就早早排队等在门口了，门一打开，大家蜂拥而入争抢座位。我和同宿舍的另一同学，每天看书差不多都到凌晨一点。如饥似渴的学生们用功是没得说。认真想来，学习的方法、门径实在是顾不上，也没人指点，花了很多冤枉时间，费了很多冤枉劲儿。我现在经常想，十年取消高考，大学没有认真办，别说是学生，就是学校领导、老师，对突然而至的考上大学的一批年轻人的需求，也没有思想准备，不知所措，把用功苦读当成一切，恐怕是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不能不付出的代价吧。

说起上课，在所有课程里，我对“文学概论”印象最深。为什么？因为它是新生的第一节课。第一节课是张祖彬老师上的。张老师是湖北人，北大出身，又读了人民大学党史研究班，当时是教研室副主任。他平易、文雅、谨慎、细心，是有点儿刻板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来上第一节课，课前坐在教室第一排凳子上跟我们聊天，问我们：知道文学理论是什么、以前接触过文学理论吗？周围同学都摇头说：不知道，没接触过。这是我对张老师的第一印象，也是张老师对我们的第一印象。这门课教材用的是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书的印装很粗糙，内容也很粗疏，反映论是书中的主要思想。

以后中文系各科老师陆续登台为我们授课。记得朱泽吉先生讲明清小说，他是辅仁大学研究生毕业，曾被老校长陈垣先生誉为“辅仁的状元”。朱先生很有派，口才一流，手执折扇登堂，因年长体胖，是中文系唯一坐着讲课的老师，他来上课还带着助教帮他板书。其实，早就听我的中学老师讲过朱先生文革前讲课的盛况，老学生都说他讲课好，《红楼梦》讲得尤其好。朱先生后来做了河北师范学院副院长，忙于教学和开会，身心俱疲。1986年脑溢血去世。白静生先生，是在学生中影响力最大的中文系女老师，她讲课抑扬而缱绻，特别是讲司马迁和《史记》，感情的投入、分析的精到，让我至今难忘。

我毕业论文写的是“论《史记》的抒情性”，指导教师是白先生，选题也是受白先生影响，日后留校，要深深感谢白先生的栽培。可惜白先生退休不到一年，就因乳腺癌去世，十分可惜！现代文学老师中印象最深的是公兰谷先生。他跟朱泽吉先生年龄相当，两位同属文革前河北北京师院中文系“四大讲师”。在今天，讲师职称算不上什么，而在文革前可真不是这样。1978年冬天，公先生给我们上课，讲授内容主要是鲁迅，记得公先生在讲到鲁迅小说《药》结尾的一个细节时，胖胖的公先生一手摸着浸满汗水、头发不多、亮亮的大脑门说：有人说夏瑜坟上空的乌鸦是革命的象征，浅薄，浅薄！冷不丁冒出一个冷幽默，刹时让我们憋不住笑出声来，绝！等我们年后开学返校，听到了公先生不幸去世的噩耗。

公先生没成家，单身，夜里犯心脏病离世。公先生去世不久，大作《论<阿Q正传>》即在《文学评论》刊出。拜读后发现，文章的基本框架就是给我们上课时讲授的内容。还有，公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一届编委会6人之一，全国那么多专业同行学者，偏居一隅的河北师范学院的副教授，能够担任这家期刊的编委，可见公先生的影响力。还有一批中生代老师授课，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比如欧阳方润老师讲授的“俄罗斯文学”，讲老托尔斯泰，讲《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他上课几乎没有动作，常常是讲台站定，娓娓道来，不慌不忙，条分缕析，总能把纷繁的人物和复杂的情节清晰地展现给学生。若干年后，欧阳老师出任河北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书记，当了学校的一把手，直到退休，仍然是副教授。没有利用权力，给自己评个教授职称。这一点，在今天是见不到了。

当代文学专业的王惠云老师，讲课也是一把好手。王老师的风格是文绉绉、清晰、字正腔圆，讲赵树理，把作家笔下的“吃不饱”“小腿疼”描述得活灵活现，他用象声词模仿小说中人物走路声音的“停停停停”，至今还鲜明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王老师从1983年至1993年，当了10年中文系主任，行政事务繁多，各种人事关系复杂，各种利益纠葛，把原本胆小的王老师消耗得尽露人困马乏之态。他80年代与苏庆昌老师合作，写出第一部《老舍评传》之后，就再也没能写出更有影响力的学术文字。以王老师的才情，原本可以做出更大学术贡献。可惜，2011年5月，王老师因心脏病去世。

除了老师授课留下的美好印象，也有若干花絮值得记上一笔。

花絮一：某青年老师上课写板书，手上的汗水总是把黑板打湿，每写一个字都会留下几个湿手印。完全可以想见，一个没上过多少课的青年老师，面对参加统一高考入学的牛哄哄的学生，而其中占相当比例的是在中学教过5—10年书的老油条学生，给这些人上课心里不发怵才怪呢！这位写板书出汗的老师最终还是被学生赶下了讲台。现在想起来，挺对不住他的。

花絮二：某青年老师讲叶圣陶作品《小白船》，发出轻轻的唇音“小白船”，课后一直在学生中获得模仿，并不断被传颂，甚至后来“小白船”三字居然成了这位老师的代称，只是嬉戏，毫无恶意。

花絮三：一位中年老师讲欧洲文学，讲巴尔扎克，课堂上说过一句话：巴黎打一个喷嚏，整个欧洲都感冒。后来，这句话也成了我们饭后茶余的笑谈。

最后一排左一为王长华那时候的宣化，那时候的洋河滩，那时候的河北师范学院，惊心动魄的事情几乎从未发生过。很多老师开荒种菜补贴家用，不少单身老师端着饭盆跟我们一起去食堂打饭。我们除了在课堂上与老师见面，还经常在集体厕所里与老师坦诚相见，在厕所里与老师礼貌问候和悠闲聊天，如此等等。差不多可以说，这里有一批被改造成了农民一样的老少学人，这些学者指引着一群老实质朴农民在上大学，若干年后又培养出了一群上过大学的老实质朴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