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访郑惠

阿里

郑惠先生原名刘观恩，1928年生于湖南武冈县，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参加过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献的起草。1997年创办《百年潮》，任社长。2000年辞职。2002年夏季发现肝癌，已到晚期，2003年2月23日逝世于北京。

在郑惠先生住院期间，邢小群曾对他进行了三次采访，请他回忆与胡乔木的交往。本来还想进行多次采访，但计划未及完成，郑公仙逝。当时，曾与友人合送挽联——半生俯首做嫁衣，文牍等身书生累；晚年捐躯新启蒙，青史流芳百年潮，以示对郑惠先生的悼念。

现将2002年8月23日对郑惠先生的第一次采访展示如下：

邢：您同意搞口述史，太好了。咱们就先谈您所了解的胡乔木吧。

郑：我对他很尊敬，但我还是服从真理！他做得不对的地方，我们还是要说的。

邢：他是历史人物，是共产党内重要人物，不是一般的人物，您谈他是对历史负责。

郑：是的。这不是个人恩怨问题。 应该说，他对我是很爱护的。

邢：您谈胡乔木很重要。尤其是对七八年以后的胡乔木研究，您应该是权威了。

郑：其实也说不上。乔木这个人不怎么说话。他心里有什么并不和下面的人多说的。并不像有些领导同志那样能坦率地与下面人交谈。如胡绳同志，就能坦率地讲讲他自己，讲他的一生，讲得很详细。但乔木就从来不讲，他有些莫测高深，你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所以，我也不是很了解他。这个人还是值得研究的。只是现在有些材料还没有公开。他在一些会上的发言还没有收集起来。

我就从文革后期，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以后说起吧。文革前，我与乔木同志没有太多接触。他在中宣部当副部长时，我只是中宣部一个普通的年轻干部。1975年，我还在石家庄干校时，据说，小平同志在这年年初同胡乔木说要成立一个顾问班子，当时还不叫研究室。大约到了1975年的6月份，就正式提出成立一个政策研究室。成立这么一个新机构，就要调集一些人。这个研究室领导层的同志有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他们形成一个顾问班子并分工负责；在七人领导小组下面，又从《红旗》杂志、中宣部、党校调来一些同志。这个研究室分两摊子工作：一个摊子是整理毛主席的著作、文章、作品，一篇篇整理好让毛主席过目、确定，为以后出毛选五卷做准备，这摊子人里有龚育之。还有一个摊子，是专门对当前思想文化界做调查研究，反映问题，提供意见。我是从红旗杂志的干校直接调来的，就在这个摊子中。实际上大家心里明白，我们的工作就是和“四人帮”搞的那些“左”的东西对着干。我记得，1975年7月份，我们就调到中南海来上班了。当时中央调人，当然是雷厉风行。这段时间工作很紧张，小平同志交给的任务也很多。

两摊子事都让乔木同志掌握，整理好的毛主席文章，要一篇篇念给领导层的同志们听。每次读毛主席的文章，小平同志都到中南海的庆云堂来，一边听读，一边他还插插话，有时还把从毛主席那里听到情况和意见传达给大家。那时七人领导小组的人，有时都来，有时谁有事就不来，一个星期，一两次。而后，他们也将小平同志的讲话向我们下面的人传达传达。

我们分理论组、国际组、文化组。我在理论组，组长是王子野。王子野人很不错。我们一个组就三四个人。有滕文生等。

1975年7、8、9三个月，我们做了几件震动较大的事：

一是“科学院的汇报提纲”。胡耀邦一到科学院，就整顿科学院，把科学院造反派搞的那些东西翻了过来，重新建立规章制度，提高科学家的地位和待遇，并组织人起草了一个科学院的汇报提纲。这个提纲经过小平同志看过，送给了毛主席。快要通过时，一批邓，就停下来了。

邢：这是你们研究室搞的吗？

郑：提纲先是科学院的人搞的，然后交给乔木做最后修改，乔木就把胡绳、吴冷西、龚育之招集到一起搞这个东西。

还有一件大事，是搞了个“工业二十条”。针对当时工业战线的混乱情况，我们请计委的同志起草了一个规章制度。那时工厂不是很混乱吗？这些规章制度与“四人帮”搞的“反对管卡压”是针锋相对的。

在文艺方面，张天民的《创业》受到“四人帮”的阻扰不让发行上演，我们就通过编剧张天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经过邓小平，又捅到毛主席那里。

邢：这件事，是张天民写了送到你们这里，还是你们策划的？

郑：还是有策划。我们这里的人有意识地找到文艺界各方面人士，调查文艺问题。大家公认《创业》在当时是不错的电影，结果让“四人帮”批了一通。于是通过文艺界的人让张天民给主席写信，由我们这里往上送。而后有了主席那个重要批示。

我们还策划举办了“冼星海与聂耳音乐会。”冼星海的夫人不在北京，在南方。我们想尽办法把她接到北京，让她给毛主席写信，请毛主席同意举办“冼星海与聂耳音乐会”，以此来纪念他们。

邢：您知道研究室中具体是由谁来办这些事的吗？

郑：有个同志为此写了书，有记载。咱们可以查一下。

我当时还做了这么一件事。报纸过去一提到双百方针，总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但我翻报纸时，发现在谈这段话时，已经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我又专门注意翻了一些报纸，一连好多天的报纸都没有。我就汇报给王子野。王子野认为这是大事情，于光远也认为是大事情。于是我们就动手查了那段时期好几个月的报纸，都没有。说明“四人帮”已经公开不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只提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后来，我们就写了一个材料呈给毛主席。弄得“四人帮”很紧张，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说以后对这段话一定要提全。“四人帮”也感觉到我们这些人厉害，老找他们的茬子。毛主席这时也在想调整文艺政策，一连发了几个指示，对《创业》、对姚雪垠的《李自成》，对出《鲁迅全集》。《鲁迅全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出，也是我们找到周海婴，让他给毛主席写了信，通过邓小平递上去。毛主席对出《鲁迅全集》还是比较重视的。

当时文艺界的同志，都知道，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文艺政策不满意，邓小平正在整顿铁路，整顿钢铁，文艺呢，不叫整顿，叫调整。有了这种舆论，就有人开始攻击文化部的部长于会泳。李春光当时是文化部研究室的人吧？写了一篇很大的文章，把于会泳批得体无完肤。文章写得非常好，很有说服力，有气势，也有才气。我们政研室拿到以后，乔木大加称赞。专门打印，让我们每人有一份，他说文章写成这样，就算是很不错了。乔木让我们学习李春光的文章。文革结束前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对着“四人帮”。文革结束后有些问题就涉及到毛了，邓力群还找李春光谈过，他们私交不错，但据说也有了分歧。

这一连串的事，搞得“四人帮”很恼火。政策研究室成了他们的死对头。那时，我们很愿意和四人帮的势力斗一斗，我觉得很兴奋。但是，一方面也感到形势很严峻，“四人帮”的势力很大。

我们还想办一个刊物《思想战线》，放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那时学部划归我们政策研究室管。七人领导小组，指定胡绳管学部。我和郑必坚作为与学部的联络人。我们常去他们那里坐一坐，聊一聊，《思想战线》编辑部的同志也愿意我们多走动把上面的精神传达给他们。希望这个刊物办出来有些权威性。

《思想战线》第一期稿子都齐了，也因为批邓，没有出来。所以说75年7、8、9三个月，我们的工作真是轰轰烈烈的。事情搞得很多，影响也很大。外面的人认为政策研究室是邓小平的智囊团，参谋班子。因为我们领导组的人都是很有名的。“四人帮”对这个研究室很注意。但当时毛主席对邓小平是支持的，“四人帮”对我们比较收敛，不敢对着干。有时该退一下就退一下。

邢：当时政研室有多少人？

郑：三十多个吧。我们行政上的事归国务院管。

这就要提到胡乔木了。在创办研究室时，胡乔木就向邓小平建议，是不是找几个造反派参加进来？他感到“四人帮”的势力不能低估。邓小平断然否定，说：不要！不要！邓小平很明白，就是要跟他们对着干。从这件事看，乔木政治上不是很坚强。

后来，因为迟群的信，出了问题。有人告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迟群，这封信是通过乔木交给邓小平，邓又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生了气，认为告迟群是针对他的。加上毛远新在毛主席身边讲了很多话，毛主席态度就变了。到了75年10月，形势就不行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边看形势，一边感到形势很不妙了。

邢：那时您年纪多大？

郑：47岁吧。我们同事之间彼此关系不错，私下里说，这时如果有人往上捅信儿，告我们政研室，肯定一告就一个准。没想到，第二天，我们那里真有一个年轻人给姚文元写了一封信，说我们政研室怎么怎么样。这个人原来是中宣部的一个普通干部。到我们这里来是搞资料的。资料也没有搞出什么来。这个人表面看起来很老实，不言不语的。大家没有想到信是他写的。姚文元马上就批了。要政策研究室接受审查整顿。

邢：他告了哪些内容？

郑：他知道的事并不很多。但“双百方针”的事他知道；《创业》的事他知道。麻烦来了，打小报告的人成了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取代了胡乔木。胡乔木就靠边站了。以后上面开什么会，都是由这个人去。现在这个人在近代史所的图书馆。当然跟他一起的也有几个年轻人，有机可乘嘛。接下来就是批邓，整个运动由他来主持。那时政研室被叫作“邓纪谣言公司”。

邢：早就知道这句话，不知是专门指你们。

郑：这是小平最大的一个班子了。当然，这时小平已经顾不上管了。乔木最后找到邓小平，邓小平说：“科学院的汇报提纲”就算了，毛主席也没有批评。言外之意，毛主席批示过的事，咱们都不要和“四人帮”纠缠。

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在研究室就是不断地批判邓小平，批胡乔木，其实也是明批暗保。

邢：当时乔木是真的不管事了？

郑：他确实不管了。他的精神完全垮了。我们都没想到他这样经受不住。因为七人小组中有几个都是老运动员了，于光远、吴冷西、熊复啊，都是经过文革初期、干校的批斗，面对这些事情都能应付，但是乔木在文革初期就受到保护，没有去过干校，没有在群众会上受过批斗，他没有经受过运动的挫折。他这个人呀，整个神经沮丧得不得了！让人看了也很同情。当时七人之中也有人劝他，不要紧，不要看得太重。

邢：他最怕的还是毛泽东对他的态度。

郑：其实是江青对他最有看法。老说他干扰毛主席呀，等等。我现在分析他为什么会精神崩溃呢？

一是他没有运动经验，不像于光远这样的老运动员。于光远在批斗他的会上可以东拉西扯，天南海北，交待一个多小时，什么也没有交待出来。他们很有一套。乔木没有这种本领。

另一个原因是，有一个老同志对乔木说，这次运动不同寻常，跟过去不一样，非常严重，让他认真对待。这个老同志是谁呢？乔木对胡绳讲过，胡绳猜是乔冠华。乔冠华那时比较得势。“四人帮”也比较看重他，乔冠华与乔木关系也不错，所以胡绳认为是乔冠华影响他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吴冷西。他们不是和小平一起读毛主席的著作吗？小平不是常讲些话吗？吴冷西都一一记了下来了。到开大会揭发邓小平时，吴冷西就一条一条揭发：几月几日邓小平讲的是什么。本来，乔木可能还想粗略地揭揭，混过去，吴冷西这么一来，他崩不住了，因为邓小平讲话，乔木都在场。后来，乔木也一条一条地揭发起来。这样一来，他的表现就不够好了。最糟糕的是，他写了一个详细的揭发邓小平的材料。这个材料，除了一些事实以外，还有他自己对邓小平的一些评价。我记得有这样的话：“这个人顽固虚伪。”这话就很厉害了。材料还直接送给了毛主席。我们当时没有看到。后来，在研究室里发下来了。隔了多少年，香港《镜报》不知是从哪里搞到的，全文发表了。这就使乔木的面目很难看了。

邢：《镜报》刊登的时候，邓小平还在台上吗？

郑：还在台上。这件事于光远他们都清楚。

还有一件事，毛主席去世，乔木想参加追悼会。江青他们不让他参加。他心里很难过，他和毛主席感情很深。乔木就写了一封信给江青。这封信，别人都不知道。“四人帮”被抓时，在江青的办公桌里搜出了这封信。这就成了大事。有人认为这是乔木向江青献忠心的表示。因为，你想参加追悼会，用不着写信给江青，可以写给中央办公厅。这就形成华国锋上来以后对乔木的看法，认为他政治上太不坚定了。我们那时看他被批判时，走路都走不动，人都垮了。

邢：我听人讲，乔木爱给人写个纸条。

郑：他做事比较严密，处理事情对下面很严厉，不留情面，这时你会感觉他很强硬。这个人有他的复杂性。有时下面做事，不可能像他想得那么顺利，他批评起来也言过其实；有时他看到我们工作有成绩，也很高兴。但一遇到他自己的逆境，人就瘫了。记得有一次，他挨批斗完了，我扶着他回办公室，我怕他心情太坏了，我就说：五十年代，我读过你一篇文章，专门谈怎样写文章。他听了还是挺高兴的。

邢：您不是他的秘书？

郑：我一直都不是他的秘书，就是替他做点事，没有名义的。可能他觉得患难中我对他比较同情。我一直在想，他在党内生活这么多年，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个人的得失，还是他的根本思考。毛主席是他依靠的支柱，这时毛主席对他不信任了，他觉得身败名裂，看不到前途了，认为他可能翻不过来了。他不能像于光远那样敷衍，就是不交待深层的东西。于光远那次是表现最好的！没有乱说，而且是很会应付的。

批着，批着，有一天，我到中南海去上班，看到中南海加了很多岗哨。朱佳木一来就告诉我们，“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四人帮”10月6日被抓，朱佳木7号早晨就告诉了我们。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坐在后面看造反派还在那儿使劲地批胡乔木呢！我们就不说话了。

这时吴冷西也知道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所以他批邓的调子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造反派还很吃惊，怎么不像批斗的样子了？到了中午，情况更明朗了。

接着是全市各行各业大游行。乔木，情绪也大不一样了。我记得他参加了两次游行。从中南海的北门，一直走到王府井，经过天安门，他都是步行，好远那！他兴奋得不得了。中直机关的游行他参加，北京市的游行他也参加。

那时我们不知道他给江青写信的事。按说，新班子应该对我们这个研究室很重视，我们一直在和“四人帮”对着干嘛。但是，我们感到华国锋上来以后，情况并没有好转，对我们并不重视。只是调几个人走了，如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调到文献研究室去了。那时不叫文献研究室，叫毛主席著作编译办公室，简称毛办。由汪东兴、李鑫直接控制。华国锋当时很倚重李鑫。毛办成为新的起草文件的班子。把于光远、邓力群、胡乔木还有我们一些人就撇在一边，没有事干。只好天天批“四人帮”。我们心里也纳闷，怎么回事？后来传出来，说我们这个单位要撤销。因为他们发现了乔木的信。

李鑫想把整理毛主席著作的事由他接管起来，不让胡乔木来搞。胡乔木一直认为自己是整理毛著方面的权威嘛。李鑫到处说胡乔木的坏话。胡乔木的处境就更不好了。上面让我们办善后的事。这时邓小平还没有出来。

于光远这个人很聪明，他看出来了，如果我们拖一下，不急于让人家接收，也许政研室这个单位还可以保留下来。所以，我们就打了一个报告，说我们有些事还没有办完，还要去大庆、大寨搞一些调查。那时政研室不是党中央的机关，是国务院的机关，邓小平是国务院的副总理。有个人叫吴庆彤，当时管我们的事，比如接收，他都管。那时，我们的单位，是保留还是撤销，由李先念、吴庆彤等人来定。打完报告，我们全体人马到大庆视察去了。就在我们刚刚从大庆回来，下火车时，有消息传来，说邓小平讲话了，政研室不能撤。接下来一段时间，一些批“四人帮”有分量的文章，都由我们政研室、党校等单位来写。这时，《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也是我们来写。

乔木还是不高兴，对他没有任何安排，把他闲在那里了。

后来中宣部准备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要找笔杆子去起草文件，把我弄去了，还有王若水和社会科院的几个同志，住在宾馆。最初，乔木还算是起草小组的顾问，文件起草的提纲，提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都要听听他的意见。突然之间，不让他参加了。我想，在这些地方，反映了上面对他还是有看法的。我当时也搞不懂，还比较天真地对乔木说，有些事情我们还是要请您来指导。这仅表达了我和他的私人之交。

到了什么时候有了转机了呢？1977年9月份，毛主席逝世一周年，要写一系列纪念文章。

有一篇很大的文章，要写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论说，这篇文章原定由外交部组织班子起草。外交部他们不大会弄这种理论性的文章，他们善于搞解说政策的东西。他们调集了新华社、联络部，还把驻外的几个大使都调来了，如宦乡等，就在台基厂头条外交部的一个招待所里搞。搞出来以后，不太行，不知什么原因，就找到乔木了。乔木就把我和苏沛同志带去改他们的稿子。乔木当然是有水平的了，一去，把他们的稿子都否了，重起炉灶。让我和苏沛两人来写，搞得我们挺苦的。每天上午他来议一议，拟出意见，晚上我们俩人加班加点，出一部分就去排印，搞了几天，初稿写出来了。而后又不断地加工，请社科院专门搞这方面研究的同志提意见，把各种专家学者请来提供资料。花了很大功夫！毛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主要矛头是对准苏联，希望建立反苏的统一战线。这等于给美国一个信息：我们要和美国和好了。所以，这篇文章很重要！而且乔木也想把它搞成非常有学术性的大文章。后来《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登了好几版。接下来出了小册子。

它最大的意义体现在政治上，我们要和美国缓和关系。这篇文章发出来，国际国内影响很大，这是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最重要的文章。对乔木境遇的改变也很重要。据说华国锋看了这篇文章后还很感慨地说：“这要读多少书啊！”他觉得乔木还是很有学问的，还是可以用的嘛。后来，乔木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本来是让我起草，后来，他改得几乎剩得没有几个字。这封信的大意是，对接受了这项重要任务，很高兴。完成任务后有一些建议，如对苏联、东欧等国际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加强，其实是对华国锋的一种感激。我估计，这篇文章对华国锋改变乔木的印象作用比较大。很快乔木就被任命为社会科学院院长。

邢：从胡乔木任院长开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郑：是的。后来，国务院政研室改为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人员也有调整，有的同志调走了，我和有的同志一起转到中央办公厅研究室。而且我们把过去一段时间的运动做了一个总结上报中央。让我起草。总结对乔木做了比较好的评价，没有说他的不是，说他在运动中讲的都是事实。

在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候，他还为陈云同志，聂荣臻同志写文章，也是找到我起草，然后他再改。精神都是针对“两个凡是”，强调实事求是。

他想让我当秘书，我没有去。

邢：与您在他困难的时候同情他有关系吗？

郑：有。感情不错。另外我这个人，自己没有多少创见，但是能把他的意思比较准确地表达出来。写出来，他一般比较满意，觉得我写的正好是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对这一点他比较欣赏。哪怕是有时写一封信，他把意思讲一讲，我起草完了，他很满意，有时就不怎么改动了，用了。他是想让我给他当秘书，但我没有去，我觉得麻烦。我一直在研究室，他用我随时就去。

写“三个世界”文章是77年9月份。我们政研究室没有什么任务，乔木、邓力群和上面的同志联系较多。可能是陈云同志向乔木提出，要写一篇纪念毛主席的文章，乔木有个星期天就到我家里来，让我马上就写，当天就要写完，非常急。题目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意思是针对“两个凡是”。我一天就写完，第二天乔木拿去，陈云还比较满意。在是否还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套话，乔木还同陈云商量。我听乔木讲，陈云同志说，“再照顾他们一次，写上吧。”说明陈云同志那时对这些也是很有看法的。文章拿到《人民日报》去，他们还不大想发，觉得有些话和华国锋的不一样。后来，为这事陈云还挺生气，说如果所有的文章都说一样的话，还办什么报纸？后来，在77年9月份《人民日报》还是发表了。但是这篇文章陈云同志没有收到他自己的文集中。估计是他觉得与自己的文字风格不大一样。陈云的文章句子短促，比较明快，当时文章要得急，我也没有时间按照他的文章风格去改写。

还有一篇文章，是为小平同志准备的一篇发言。后来，不用了，就改成了聂荣臻的文章。那时纪念毛主席去世一周年，好几个老同志都写了文章。这些文章是要形成了一种舆论，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能搞两个凡是。

这是他在文革后期重要的一段。以后他就到社会科学院开辟新局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