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豪杰都无种”——湘军将帅的理学世界

阿里

一、宋明理学的源流及其影响




湘军建军之初，曾国藩、罗泽南两人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两人又都是研修宋明理学的大师，包括参与湘军组建的元老、两人的共同好友刘蓉也服膺“八子之学”，因此湘军的建军思想带有鲜明的理学色彩。

湘乡县的团练（最早的湘军其实是指湘乡县的团练）是在罗泽南的训练下成军的，刘蓉佐之，骨干为王錱，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等，皆为罗泽南的弟子，而后来曾国藩办的全省团练就是以湘乡县的团练为班底。

何为“八子之学”?指程朱理学五子，即：周敦颐、程灏、程颐、张载、朱熹，再加邵雍，以及心学的两大宗师，南宋的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共八位大师。刘蓉服膺八子，即研习理学。

关于理学，咱们略作分析，以便大家了解湘军诸将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只有深刻理解他们的价值观，才能理解他们为人处世的方法和价值标准。

心学陆王两人没有疑问，理学如以朝代划分，则是北宋五子（周敦颐、程灏、程颐、张载、邵雍）加南宋朱熹，若以地位划分则是理学五子（周敦颐、程灏、程颐、张载、朱熹）加邵雍，总数六人，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怎么来安排朱熹的位置。朱熹是程朱派的集大成者，地位很高，被称为朱子，但是他是南宋人，没法纳入北宋五巨头，加之邵雍以数学研究理学，传播不广，名位不显，所以又有人把朱熹加上，挤走邵雍，形成理学五子的说法。

何谓理学?说简单点，其实就是哲学化，思辨化的儒学，是受到佛教、道教影响的儒学。举例来说，理学又叫道学，研究道统，这个明显是受到道教的影响，喜欢打坐明显是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

儒学在魏晋年间日渐式微，到了唐代中期才有韩愈掀起儒学复兴运动，[color=rgba(0, 0, 0, 0.9)]他在《原道》这篇文章中指出：[color=rgba(0, 0, 0, 0.9)]“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color=rgba(0, 0, 0, 0.9)]他把儒家的先王之政排列了传承，以孟子为道统之正统，而又隐隐以自己来承续千年失传之道统，所以苏轼称韩愈[color=rgba(0, 0, 0, 0.9)]“道济天下之溺。”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北宋儒学家又以继承韩愈的道统自居，周敦颐写《太极图说》，以太极来代表万物本源之道。当然他最出名的文章还是《爱莲说》，“[color=rgba(0, 0, 0, 0.9)]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color=rgba(0, 0, 0, 0.9)]”影响了一代代士人。

程灏、程颐两兄弟是周敦颐的弟子，在周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理、气说，明显已有道家二元辩证的痕迹，程门立雪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两人因在洛阳讲学，被称为“洛学”。

朱熹是二程的再传再传弟子，又提出“存天理，去人欲”之说，人要克制自己过度的欲望，按照伦理规范的正确路径生活，朱熹的理论影响很大，尤其是《四书章句集注》，南宋以后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科书。因他是福建人，在福建讲学，他的一派被称为“闽学”。

还有一位张载，写过一篇《正蒙》，也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因为在关中讲学，所以他的一派被称为“关学”。

韩愈、周敦颐推崇古文，强调文以载道，文章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两人当官每到一地就要兴办学校，讲学传道，教育百姓。二程强调三纲五常，格物致知，要多读书，多明理，甚至把《大学》这一篇单独从《礼记》中拿出来，作为理学读书修身的纲领。朱熹强调控制过度欲望，张载提倡社会担当，这些思想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

陆九渊强调“吾心即宇宙”，强调心之力，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王阳明龙场悟道，参悟生死大关，要求人在生死面前要立得住脚，当生则生，当死则死，不能临难苟且。


二、专从危难之际，默察朴拙之人

简单了解理学的源流之后，咱们再来看罗泽南、曾国藩，李续宾等人的思想就脉络清楚了。为什么罗泽南喜欢讲学，有没有二程的影子?为什么曾国藩喜欢古文，喜欢读《史记》，有没有韩愈的影子?为什么李续宾谈“心力”?有没有王阳明的影响?

大家用心体悟，定能从中看出痕迹。

罗泽南一介书生领兵打仗，颇有章法，有人问他是从哪里学来的本领，罗泽南说他一生的本领全在《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一句。


《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本就是二程极为推崇的学问，这里罗泽南竟能活学活用，融会贯通，可见其功力之深。


这里的止（目标），定（路径），静（静心），安（从容），虑（思考），得（获得），都是理学修行的范畴，强调人需要事前思考自己的目标在哪里，然后去研究路径，谋划方法，最后达成目标。这里面“静”这个字很重要，静才能集中注意力，才能产生智慧，“动”则容易浮躁，流于肤浅，所以理学家喜静而不喜动。


正因为这种价值取向，罗泽南教人强调要喜怒不形于色，人也不要多说话。当时王錱在罗泽南门下，每次讨论都滔滔不绝，别人插不上嘴，经常遭到罗泽南的批评。李续宾、李续宜相对冷静沉默，则受到表扬。


曾国藩也认为：“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弟一人然也。”


这里能言善道变成了一个人的劣势，沉默寡言成为了优势。选人也就是“默察朴拙之人。”这种略显奇怪的评价标准，正是受到理学的影响。


其次理学特别重视名节，也就是人在危难之际，生死面前的选择，临难不苟成为基本要求。这个从罗泽南、李续宾、刘腾鸿面对死亡时的表现看得特别清楚，从容赴死成为了终极归宿。


曾国藩后来参劾翁同书也能看出这一端倪，当初曾国藩读到翁同书奏折中“身为封疆大吏当为朝廷存体制，兼为万古留纲常，今日不为忠言，毕生所学何事”等语，击节赞叹，深为佩服，但是当后来知道翁同书临难苟且，不能死节，觉得无法理解，于是“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于身家恩怨无所顾惜。”说什么也要参劾翁同书，这一行为背后的价值支撑，其实仍是理学的名节观念。


1861年浙江巡抚王有龄因杭州城破，自杀殉国，虽然此人生前颇遭非议，与湘军集团也颇有隔阂，但是曾国藩处理的态度是：“兹以粮尽援绝，见危授命，臣断不致以一眚掩其忠节。该抚平昔苛派捐饷，严劾绅士，杭州之人感其死守，绍兴之人恨其暴敛，难保无身后之訾议，应请圣主悯念时艰，表扬忠烈，并将王有龄俯赐优恤，为封疆大臣以死勤事者劝。”


翁同书出身名门望族，曾国藩要严参，王有龄出身杂佐，他要力保，其褒贬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能不能见危授命，以保名节。


三、维护名教纲常之序


1854年曾国藩率领湘军东征前，发布了一篇著名的《讨粤匪檄》，其中有一段：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一篇军事檄文没怎么谈军事斗争，反而大谈儒家名教伦理，偏偏还引发了轰动效应。奥秘何在?这其中的的巧妙之处就在于曾国藩把太平军的反清斗争，移花接木为太平军破坏传承数千年的儒家道统。因为民族矛盾，反清你可以袖手旁观，但是反孔孟道统，那就是和天下所有读书人为敌，凡是孔孟之门徒，皆有义务挺身而出，与太平军作斗争，维护纲常名教之不坠。这里曾国藩所说的名教，正是韩愈所说的孔孟之道统。

其次曾国藩平时要求将领带兵，绝非纯粹的上下级关系，还要有一层父子兄弟关系在里面，以儒家伦理纲常来加深上下级关系：“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

这种教育养成的理念在罗泽南、胡林翼、曾国藩、李续宾身上都有体现，上马杀贼，下马读书的特色在湘军集团特别突出，很难想象其它军队能有如此浓郁的学习氛围。湘军的将帅们，与其说是一群将领，不如说是一群临时从事军事工作的老学究。

人才可以教育养成的理念，也使得湘军名将辈出，最后引用曾国藩题湘乡东皋书院的对联来体现那种“人人皆可为圣贤豪杰”的王阳明之气。

曾国藩题湘乡东皋书院

涟水湘山俱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
圣贤豪杰都无种，在儒生自识指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