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过分溢美的副作用——有关叶嘉莹先生的学问评价问题

阿里

叶嘉莹先生仙逝，网络照例又是一番热闹的悼念和颂扬，不加节制的溢美夸誉之词最终引来一些非议甚至诋毁，比如引起热议的项立刚的议论。有朋友转发来，问我怎么看。我觉得，什么加拿大人退休了到中国来养老，身价倍增之类的说法，当然是很轻佻不厚道的，论人论事不当如此，但对叶嘉莹先生的学问也无须无边夸大，凡事一过分就会导致相反的结果。

我第一次见到叶先生，是1986或1987年她来南大讲学时，我还请她在笔记本为我签了个名，因笔记本不在手边，不能上照片。最后一次见到她则是2010年南开大学举办的第十五届唐代文学学会年会上，那天开幕式上她站着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

让主持人葛晓音教授既担心她劳累，又为无法控制时间而哭笑不得。我拍了多张叶先生即席演讲的照片，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多年来无论是她对推广古典诗词的热诚，捐资设立“迦陵基金”，弘扬传统诗教，都是令人尊敬的。但媒体过分的评价有时适足产生副作用，诸如“中华诗词泰斗”、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之类，颇让人觉得名实不符。叶先生最初回国讲学，基本就是老的和小的喜欢——老先生觉得新颍，年轻学生听得津津有味，中间段的学者大抵反映平平。

《迦陵论诗丛稿》一出版，我就曾购读，不能说没有收获，但并不觉得深厚可法，似不脱当时常见的华裔学者给外国人讲中学，给中国人讲西学的品格。《感动中国》颁奖词中“继静安绝学，贯中西文脉”的评价，起码钱锺书先生是不会认可的。近日正巧看到钱先生1984年11月1日致宋淇信中论及叶先生的学问：“叶嘉莹女士曾过两次，并蒙以《迦陵论词集》相赠。又以《评王静安论〈红楼梦〉》油印本等为媵。颇读书，亦尚有literary sense，终恨‘卖花担上看桃李’。只须以其集中‘论常州派’一篇及王论《红楼梦》一篇与《也是集》中七九-八三页、一一七-一二二页相较，便见老朽之学穷根柢，直凑单微，数千言胜于其数万言也。其引西书，则显未读叔本华原著，遑于其他。其于引T.S.Eliot、Empson，皆近乎扯淡。虽半辈子在美洲，而于西学亦殊浅尝也。”钱先生论学一向比较苛刻，即便叶先生的学问真如他所说，也不必如此鄙薄。

学术的价值只有放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才能适当地评价。叶先生的著作我不敢说都看过，但较重要的大概都曾寓目。她的著作多撰写于国内学术一片荒芜的时代，光凭这一点在学术史上就自有其独特价值。但若就同时代的海外汉学甚至只就华裔学者而言，她比陈世骧、刘若愚的学术贡献和影响还是有所不及的，媒体过分其词的夸饰赞美反而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反感。至于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则我更愿意说资中筠甚至劳东燕女士才有资格当得起“穿裙子的士”这一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