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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道”？又为何不可言说？ 《知北游》是《庄子》最集中讨论知识论问题的一篇文章。借助解读《知北游》的机会，我想先行把我多年来思考揣摩的关于道家的“道”的有关思考，整理如下： 关于道家之“道”的认识，有两个难点： 第一，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点评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家时，其余各家的“道”，都有明确的思想主张，都是“有形”的。唯有道家的“道”，没有明确的主张，似乎说了一些，又似乎什么都没说，显得神神秘秘，等于是“无形的”。所以，认识道家之“道”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即使是对于古代读者来说，一直就是个难点。 第二，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还有另一重认知障碍在于，现代国人从小就受到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熏陶，很容易从西方科学关于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角度，去想象道家的“道”，由此又多加了一重障碍。 下面，我结合我多年的思考，从与西方科学思维比较的视角，用五个问题，给老庄之“道”做个画像： 一、“道”与西方科学，在认知的切入点上，就存在两个根本差异： 《知北游》第二节一上来就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由此可见，庄子所谓的“道”，也无非就是西方科学中的世界万物的本质和规律。 中国人也罢，西方人也罢，都生活于外部世界之中，必须要日日与各种人、各种事情打交道，必须认识外部世界。 但是，中西方认识世界万物的切入点，却大大不同： 1、第一个不同点：西方是纯粹知识诉求，而中国是实践诉求。 西方科学认识世界，纯粹是知识性的，不追求有什么实际用处。古希腊的哲学家，汇集数学、物理学、生物学于一体，比如亚里士多德，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他们的知识，都是纯粹知识性的，没有什么直接的实用价值，古希腊哲学的另一个雅号就叫“爱智慧”。 直到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兴起，开始探讨上帝的秘密，但是牛顿的经典物理学，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英国工业革命都没有起到什么实际的用处。牛顿（1643-1727）的物理学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1780-1840）之前一百年就发明出来了。但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是哈格里夫斯、瓦特，这些工匠发明出来的，这些人的文化程度都不高，更不懂得什么牛顿力学原理。 科学与技术相结合，并形成生产力，是18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 但即使是在二次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科学研究与应用，也只有间接的联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原子弹的理论基础，它可以解释原子弹爆炸的能量是从哪儿来的。但是爱因斯坦不会造原子弹，他发明相对论的时候，也没想过造原子弹的事情。 这使得，西方的科学探索，总是带有一种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之间天然的二元对立。西方科学家总是上帝视角，研究也罢，实验也罢，都是置身事外的观察，而且还讲究价值中立，讲究严格的受试条件，避免人的观察和仪器的探测，打扰到了被观察对象的运动和状态，失去了“真理”的客观性。所以，一旦西方科学出现测不准原理，就会惊慌失措。 所以，西方的科学知识，往往被冠观之“客观知识”，“客观规律”，以强调与观察者主观无涉。 而中国人认识世界的视角，是实践性的。包括如何说服一个昏君暴君，伴君如伴虎之下，如何明哲保身？等等的所谓社会实践；如何下刀子才能把牛杀好，把器物做好，如何撑船才能越过激流险滩？等等，所谓生产实践。 在这些与人与事打交道的过程中，不存在置身事外的上帝视角，不存在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的主客体分离，人随时“打扰”着物，物也随时“折磨”着人。这是主客体相互交融的鱼水关系。你必须把和你打交道的对象吃透，搞定。艄公搞不定水文，就要翻船；大臣搞不定君主，就要挨刀。一上来就是利害攸关，随时面对的是毁誉、成败、兴衰、甚至生死存亡的问题，玩儿的就是心跳。这又像下赌场，拿身家性命做赌注，而且不赌都不行，人无时无地不在“赌场”中。 第二个不同点：西方科学追求普适性的纯粹知识，而中国人要搞定的是个性化的应用知识。 西方知识的获得，从方法上就决定了其普适化的特色。 其切入世界的第一步，是对世界的感知，包括视觉、听觉、触觉，等等。而现代科学观察、科学实验，还要借助精密仪器，来感知和捕捉观察对象的各种信号、信息。 下一步，西方科学家开始用归纳总结法，把这些从不同对象身上感知到的信息，加以分类整理，找到共性，加以界定，于是就得到了事物的“本质”。 再进而，在很多事物的混杂关系中，屏蔽其他“干扰因素”，严格控制受试条件，只观察某两个，比如X与Y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互动关系，于是就得到了世界的“规律”。 再进而，依据某几个被界定的所谓基本因子和关系，重构某种复杂现象，于是形成了形成关于某个领域的“结构”。比如我天天上课给学生讲的是市场经济的结构。 总的来说，西方科学对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获取，是把感觉得来的（或者仪器检测到的）事物的各种特征，动用理性的方法，包括归纳总结、演绎推导，最后形成书面的明晰的定义（理念），和公式定理（规律）。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真实的世界里的事物，被肢解了，一些东西被舍象了。苹果被界定为水果，只保留了“水”和“甜”，存在于苹果身上的其它个性都被舍象了。 事物之间更丰富的联系被屏蔽了。苹果为什么会有甜味儿？只管提炼出其中的某个化学元素，只有这个元素和“甜”相关，苹果身上的其它的元素被当成“干扰因素”被屏蔽了。 在一种复杂现象的结构中，唯有几个被界定的因子和及其相互关系被保留下来，于是事物的“结构”就是纯净的，其它因素全部被当成“外生变量”，不在考量之列。 因此，西方科学的所谓本质和规律，是死掉的事物、不动的规律。 这种理性化、抽象化的获得知识的路径，一开始就注定了其知识是普适性的，是建立在对个性化的、活生生的、动态的事物的毁坏的基础上的。 而中国的实践家，一上来就不得不面对具体的人，具体的生产难题、具体的某个战场，某个敌人。必须解决，必须搞定。 于是，他们对事物的投入是全身心的，感觉是全方位的，不能舍象所谓的非本质特征、不能屏蔽所谓的干扰因素，也不能剥离再还原重构复杂现象。 因为他们要解决的是某一只具体的苹果，不是一般的水果；银行客户经理要吃定的事某个具体的贷款人。当西方的量化风控模型被引入银行，用一串数据来刻画贷款人的信用的时候，中国的经理人就会心虚，感觉没吃透，唯有长期面对面地和客户打交道才行。 因此，他们所期望获得的，总是当下的、个案化的、真实的知识。即：实践家脑子里永远都会想着，这玩意儿怎么用？能不能？如何？解决当下的问题。 先秦百家中，名家最先被淘汰，随后是墨家。为什么？因为其追求纯粹思辨的倾向，被判定为屠龙术，学了没用。 有用的东西，也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孔子崇拜周公之礼，认为这是个完美的范例，于是跑到东周去向学士最渊博的老子问礼，老子也给他尽心回答。最后却点拨他：你学的这些都不过是圣人随机应变而成的行迹，如同圣人走过的脚印，走路的人早就死掉了，骨头都化成灰了，时移世易，你模仿这些脚印儿有什么用？！ 前人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可以提供一些启示，但仍然需要后进者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活学活用。《孙子兵法》讲“置之死地而后生”，项羽用了，破釜沉舟，打了胜仗；马谡也用了，把军队带到山丘上，远离水源，结果全军覆没。 总之，所有的理论指导书，最高的标准都在与读者当下的应用，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 因此，中国的知识，即使是相对抽象的指导性的原则、心法，也必须是托身于具象化的事情。 问老师道理？老师给你举一隅，“道”，就包含在这一隅中。如何测试你懂了没有呢？举一反三，以三隅回复我，才说明你真懂了。 而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所谓“道”，其实总是个性化的，鲜活的，隐含在所遇到的具体任何事物中的道，而不是公式定理。 此处插一句：西方人现在已经到了后现代时代，极度地追求个人主义、个性自由，个性化。比如明明是一个男人，却偏偏想做女人，你看这该有多么的个性，多么的任性。但是到头来，却发现他们这种个性，又被纳入到了一个共性的“类”------LGBT。 于是有美国哲学家来中国文化中寻求如何实现个性化的指导，他们感觉到，中国的思维对待事物，天然是个性化的。 2、如何知“道”？ 那么，如何获得这种个性化的知识------“道”------呢？ 虚静。 中国人知“道”的最高法门，不是归纳总结、逻辑推导，而是虚静。 这是道家鼻祖老子说的：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做，吾以观复。” 所谓的虚：就是把心中的固有观念排除出去，这样才方便外物以自己本来的样子自己呈现。心中只要有一点预设，一点执念，对外在事物的认识就不够准确。 老子说：“涤除玄览，能无疵乎？” 意思是说，你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子一样，擦得干干净净，一个疵点也不要有，这样，才能使外物在你心里纤毫毕现。 什么是疵点？就是你接触事物的时候，预先带有的主观预设。我觉得这事情本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一打交道，发现不是这样子的。怎么办呢？听你的还是听物的？！ 听你的，那就等于拒不接受现实，就会与眼前的物对撞，“心与物项刃相磨”。不是磨坏了物，就是磨坏了你自己。 所谓的静，不是声学意义上的静，而是心静，即尽可能放下利害方面的牵扯。 如前所述，由于中国的知识必须是实践意义上的认知，在实践中的认知，观察者不可能像西方科学家那样，穿个白大褂，躲在实验仪器后面超然物外。于是就不得不与物存在利害上的牵扯，于是内心必然不淡定了，心不静了。 心不静，就好像你处在晃动中观察对象，就不清晰，不准确。打枪射箭，都讲究你自身要站稳，枪要架在尽可能固定的地方，平心静气。如果让你骑马打枪、骑马射箭，那就比较困难。就是这个道理。 而心的安静，比身体的安静，则更为根本，更为重要。 《管子•心术上》说：人们遇到好事儿，利欲心上脑，不淡定了，无所不用其极，忘记了害的一面。却没想到“耗子扛锹把，大头在后”。 遇到坏事，恐惧心占据了内心，极力规避，除恶务尽，于是连孩子带脏水一起泼掉了，结果割除旧事物带来的灾难比旧事物本身的弊害还大。 3、道，为什么说是万物恃之而生？ 这种说法，也是来自于老子。在《道德经》中，类似的说法到处都是。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 “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 于是，一翻道家的书，到处都是这种陈词滥调，让人摸不着头脑。 一个人，明明是父母生，父母养育的；一只鸡，明明是母鸡下的蛋，又辛辛苦苦孵化出来的，怎么能说是道生的呢？ “道”，难道是相当于西方的上帝创世吗？ 废了好多劲儿，终于明白，这其实是老庄给现代读者开的一句玩笑，或者严肃地说，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 回到我们前面的前提：中国人的知识视角是实践，而且是个案化的实践。因此，我们面对一个人、一个事物，就要琢磨它，搞定它，具体就是吃透它里面含着的道。 所以，这个“道”，其实是从实践者要搞定实践对象的角度而言的。 搞明白这个道理，就明白为什么说道是“万物恃之而生”的意味了。 比如一头牛，《养生主》里面有个庖丁解牛的寓言。庖丁把牛解开了，大块的牛肉，如土委地。而庖丁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 显然，庖丁得到了牛的道，什么是牛的道呢？无非是牛体的筋骨脉络纹理而已。 可是我们复盘一下，牛难道是依恃庖丁认知的这个“道”而生的吗？它都是死牛了。 同样一头牛，实践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牛就会在不同的实践者心中，呈现出不同的“成理”，不同的“道”。 屠夫的“牛道”是牛的骨骼筋脉；放牛养牛的“牛道”，则是怎么养牛才能让牛膘肥体壮；用牛耕田的农夫心中的“牛道”，则是怎样吃透牛性，让它老老实实耕地，不至于犯牛脾气；大厨心中的“牛道”，则是如何切牛肉，炒牛肉，让牛肉吃起来更嫩，更爽滑。 这四个实践者眼里的“牛道”，没有一个是牛“恃之而生”的，反倒是屠夫、大厨、农夫、饲养员恃而生的。 4、道为什么不可言说？ 西方的知识的极端，总是具有普适性，可以照搬照抄；但是对每一个个体，却缺乏契合性，当然就会对物，进行“生搬硬套”，“削足适履”，整个西方科技文明，社会文明，都有这个特点。自然科技就是人化自然；社会科学，就是什么普世价值，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等等。 西方知识也不是不照顾个案化，那就需要在基本公式定理的基础上，不断增加条件，形成具体化的方案。于是，科学真理就变成应用技术。 反之，中国没有科学家，只有应用技术专家，中国知识的极端，则是对事物的实践性的，具有高度的场景化、个案化、个性化的知识，因此对个案有高度的契合性；缺点则是，这些知识，没法照搬照抄，只能在自己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再生。 但是，中国也有普适性的需求，但是这何种普适性，就会以牺牲知识的“有形”为代价，越来越趋向于“无形”，趋向于不可言说。这就是道家的“道不可言”的意思。 在《道德经》中，老子有这样一段论述： 他提出了“道---德---仁---义---礼”的序列。 在这个序列当中，越是下行，越是具体化，有形化，但是也越是不可复制。 “礼”，就是各种行为规范。如果放之四海，肯定会有大量的不合理之处，会让当事人举动失措，弄巧成拙。 于是就需要上溯到“义”，义，就是礼的行为规范背后的指导原则，当事人掌握了义，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随机应变的空间和余地。但是还不够，因为指导原则也是有形的，是从某一类行为中总结提升出来的经验，还是不够普适。 于是进一步上升到“仁”，这只是一个仁心，根据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因机立教。这就获得更大的广延性、普适性。但还是不够，因为仁心，是个心法，只要能说出来，就还是具象化的，只要是具象化的，就必然会有两面性。好比一味地施行仁爱，可能会把大众弄成只知道张口等待领袖哺育的废物。这种案例，在中国，在世界很多。比如世界对非洲的援助。 于是进一步上溯，就发现，在道德里面，仁只是其中之一，还有不仁的一面。“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那么，如何处理这种仁与不仁的尺度呢？不可言说呢。因为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只要说出来，就不是普适性的“真理”了。 于是就有王弼所谓：因言观象，因象观义，得意忘言，得意忘形的说法。王弼的“义”，就是老子的“道德”。 王弼的说法更宽泛，道德不至于被读者误解为那么高大上的话题。 比如在《庄子》里面有个寓言。说齐桓公正在读一本治国平天下的书，读的津津有味；堂下有个做车轮子的老木匠正在干活，忽然插话说，你读得这是死人书，不顶用的。齐桓公很生气，说你今天必须给我说出个道理来，否则就杀掉你。 老木匠就说，你看我做车轮子，这个隼牟，太宽了不行，套不上；太窄了也不行，轮子转不动。还要根据木头的材质、干湿、做各种调整，我都能做的很好。我很爱我儿子，可是我这份手艺，却没法传给他，因为这不是想说就能说的出来的事情。 其实，老匠人的手艺还是可以用说话传达的，但是他说的，只能是个大概，而那种精准的道，还需要儿子、徒弟，去慢慢摸索，才能心领神会。那个老木匠想说也不出来的，就是“道”。 结果，所有的道，都是个性化的道，且随时在动态变动中的道。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的原因。 所以，道家总是只给你讲最高的心法，不给你讲有形的原则。 下面，我们可以结合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继续谈一下道家的道，为何不可言说： 前面说过，司马谈把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五家的政治思想主张，都精炼地总结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五家的道，既然可以言说，就都是有形的。 正因为是有形的，所以可以照着去做。但是有优点，必有缺点。这是无法避免的。 然后又说道家： 可以纵览五家的优点，又不留缺点，如何做到的呢？ 能究万物之情------能洞察万物的实情；因为它无成势，无常形； 不为物先，不为物后------不做预设，却能针对对象的行动做出适时的反应； 因时为业，因物与合------做出的反应总是符合时势、契合物情，如同量身定做；因为它的原则总是处于有法与无法之间，有度与无度之间。 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以虚无为本。 你看看这话说的，总是遮遮掩掩，神神鬼鬼，说半句留半句，所以司马谈说道家，“劳少而功多”，且“其实易行”，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其辞难知”。 其实，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也不难： 后世学者用大瓮作比喻：五家好比五只大瓮，恪守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的实践者，好比坐在瓮中，当然不好使力气耍大瓮。要耍大瓮，就要跳出瓮外，才能运转如风。 道家，就是这个跳出五家之外的耍大瓮者，自己再没有另外弄个瓮把自己装进去了。 所以，我们看中国历史，看《资治通鉴》，可以识别，这个制度是来自儒家的准则、那个政策是法家的法术、那个做法是遵从阴阳家的理论。但是，道家这么有名，请问哪一个君主、哪一个大臣，用的又是道家的法术呢？ 说不出来。道家就在君臣们对五家的运用之中。没法言说，说了就成为准则，一旦被师法，就又“道可道，非常道”了。 5、如何以“道”，应对万事万物？ ----------因应之道。 读到此处，我想读者都会感到很困惑，把道家说的那么高大上，那么法力无边，最终却归结为“无”，“无”怎么用？ 你不是说，中国人一定要追求实践，追求解决实际问题吗？如果在实践中没法说，没法用，等于废话，不听也罢。 那么下面，我就结合我切身的一次体会，演示一下道家的法力，它在现实中是如何用的。说白了就是：因应之道。 庄子在《应帝王》说过道的用法，“圣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在《管子•心术上》，这层意思被总结为“因应之道”。 庄子这话说的很漂亮，令人神往，但是对照我们当下的事情，我却找不到共鸣： 让人像个镜子一样，使得事物的真相纤毫毕现，这个我能理解。但是一想到镜子，毕竟是个死东西，太消极，太被动了。而人是有意欲的，是能动的啊。 我的思维，就被死死地卡在这里。却浑然不知，其实我自己就有一次“用心若镜，胜物而不伤”的真实经历。 下面，我先解析一下我自己的这段实际经历，让我们有机会从具象化的场景中，感知其中的道理。 2014年五一节，我有三天假，决定从城里骑行到北京最北边的喇叭沟门风景区，打个来回，一共三天，第三天晚上必须返回，因为我第四天在城里有课，于是我做了相应的每日里程规划。 第一天骑行，没问题；到了第二天，继续北行前往喇叭沟门拐点的时候，出了问题，起北风了，结果我逆风而行，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到达拐点。第二天的骑行里程没有达到预定的计划，我很焦虑，因为这意味着第三天的里程会比预定的更长，我能准时返城吗？ 但是晚上在旅店里想着，既然今天是逆风走，明天肯定是顺风，那我应该明天能借助风力，骑得更快一点，于是便心下释然了。 结果到了第三天上午南行，刚出一个山口，发现又起风了，但是南风，又是顶头风，一阵一阵的乱风，劈头盖脸砸过来，一下子打乱了我的节奏。 我一般是骑行一个小时，下来歇歇抽根烟，看看四周的风景。但现在我节奏乱了，气急败坏，不得不每隔十几分钟就停下来抽烟，平复我的情绪。 我非常生气，心想：这老天爷真他妈的混蛋，昨天我往北走，你刮北风；今天我往南走，你他妈又刮南风，你这不是成心和我做对吗？！ 【按：在这里注意，我们看一下从前面讲的“虚静”的意义上讲，我当时的心，既不虚，也不静。 不虚，是说我心里面对风有一个预设：在短短几天内，风向应该是稳定不变的。但没想到，两天时间里，风向偏偏是相反的。 不静，是说我心浮气躁，因为我内心有利害牵扯，不能准时到达城里，就会耽误上课，就成了教学事故了。】 但是我心里怒骂老天爷的时候，忽然悟到了一点：人怎么可能和老天爷做对呢？老天爷想刮啥风刮啥风，那叫天命。人只有顺应的份儿。 于是我心也平了，气也和了。很快，风的节奏（“道”），在我脑子里如同镜子一样，显现了出来。 当时我当然没想这些，只是觉得，这种阵风，一阵有一阵没有，没风的当间，我就把变速车档位调到最大，使劲骑；风渐渐起来了，我就渐渐把档位调小；风猛烈了，老子干脆下车，推着走。这等于说，我完全因循风的节奏，做出了相应的反应。 现在我明白了，这就叫做因应之道：不为风后，不为风先。不杵于风，风亦不伤我。 慢慢的，我的心，都忘记了风，因为我的心、我的骑行，完全和风一个节奏。心当然也就闲下来了，还有滋有味地看看路边的小河，旁边的柳绿花红。好不惬意。 可惜的是，我似乎只有这么一次美好的经历，却不能把它复制为人生中的各种事情上。如此，则我对于道家的因应之道，就还是一知半解。 但是，结合我对庄子的其他方面的理解，似乎找到了扩展这种“道”的门径。 这就要说到“性命”二字。 首先说性。 前面说到，我之所以不能接受庄子把人比喻为一面镜子的说法，是因为镜子只是消极被动地反映外物，却没有任何意欲，没有任何主动性。而人的行动，总是有主动性的。这样，“大活人”就不能简单套用“死镜子”。 但是，我终于在庄子的外杂篇，有关“性”的论述中，找到了突破口。 所谓的“性”，就是人天生的材质，好像一块木头，遇到火，就自动地反应，自然地燃烧，一点儿也不费力气。你的材质要是一块湿抹布，那要点燃你就费劲了。 认识人的“性”，很有意义，意思是你为人处世，循性而动就行了，不需要刻意而为。 尤其是可以避免人的行为中的各种功利主义倾向。 功利主义的作为，和循性而动，存在着一个本质差异： 孔子说的好：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一个人学一样东西，根本不走心，学不好；好之者倒是走心，但是带着功利的目的，他对事物的好，不是真爱，而是有目的的，预期能达到目标就干，达不到就不干，有得失心，干的过程中就充满了焦虑，一点儿都不洒脱。 我思考粟裕，他从小就种下了行侠仗义的性，所以，在浙南三年，独自带领一只几百人的小队伍的时候，经历着无理想希望、无上级指示，无根据地、无群众帮助，只有国民党正规军队和地方民团的围追堵截，九死一生的精神肉体双重折磨。一般人肯定熬不住啊。但是粟裕却能熬得住，不仅熬得住，而且还创造性地发挥了好多游击战术。 我就想，把自己代入粟裕的境地，只要心里还有一点功利的念想------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啊？那肯定坚持不下去，完蛋了，更不要提什么创造性地发挥游击战了。 这就是循性而为的力量。 每个人，都应该干符合自己本性的事情。比如陶渊明，到官场上混了十三年，终于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于是终于死心塌地地归田园居，去写自己的田园诗了。 循性而动，意味着无我。我，就是各种功名心。无我，就是只是做出基于本性的反应而已。如粟裕，如陶渊明。尤其是在各种困难面前，守住自己的性份。 我也把这种性，和镜子联系起来了。因为说到性，就有一种貌似死邦邦的，类似消极被动，实则积极主动的反应。 但是，这是就整个人生来说的，对人生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但是却指导不了我的很多日常生活。 现在我忽然明白了。其实，性的范畴，可以宽用，用于一个人的整个人生；也可以窄用，用在每件事情上。 比如我的骑行经历，这里面就有一个性份和功利的差。 说到功利，就是我非常焦虑于准时到达城里，不要耽误了上课，这是我的利害，我的功利。 但是当我平静下来，顺着分的节奏走。不等于说我彻底放弃了南行，我还是在积极地往南骑行。这就是性。 同理，庖丁解牛，说“以无厚入有间”，刀子代表着“无我”，意思是庖丁不能犯意必固我的错误，和牛的筋头巴脑较劲。 但是，这不是说让庖丁放下刀子。身为屠夫，他的性，不就是屠牛，进刀嘛。 哦，明白了，人做每件事情，其实都可以把自己放低身段，一直到性为止。这就叫做纯粹。老子喜欢叫“素朴”。 纯粹、素朴，就相当于基于“性”发出的一种冲击力，是这个性，只管挥发，不问结果。 但是，外物、老天爷，一定会给你一个结果。 这就要说到命。 命，在现代语境里，总是和“生命”联系起来的。但是在中国上古，命是和“天命”联系在一起的。 说商汤革命，周武革命。革的是夏桀、商纣王的天命。夏桀商纣王自以为自己得到天子的地位，不管怎么肆意妄为都没事，是因为他的王位是天命，获得上天的保佑。所以周武王把他推翻了，这叫做革命，即变革天命。 那么，我们看看一看，我们做一件事情，只管循性而为，不管结果。但是总会有一个结果。老天会给你一个结果，而且是你不得不接受的结果，对不对。 循性而为的结果，就是天命。所以庄子在外杂篇频频出现一个词：性命。 庄子的“性命”，不是现代语境里说，大洪水来了，某个村子里的人们将“性命不保”，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一个人循性而为，做事情，循着纯粹的动机去做，老天爷会自动给你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结果。这就是自然的痕迹。 那么，把循性而为，与天命结果结合一起来，是不是这就是道家的因应之道呢？ 我循着教师的职业责任感而向南骑行，这是我的性；不骄不躁，循着风的节奏，最后在某个时点上到达了城里。至于有没有耽误上课，另说。只是说整个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说是我和风（外物）的完美契合呢？不多也不少。 除此以外，你还要怎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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