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卢之超走了

阿里

2024年9月12日下午，卢之超去世，享年91岁，也是高寿了。卢之超，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大知道他了，但在历经一九八〇、九〇年代的人眼中，他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人物，甚至可以说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履历先摘引一下新华社发表的讣告：1933年5月生，江苏宝应人。1952年8月参加工作，195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至1956年先后任南京市教育工会编辑、市委党校辅导员。1959年至1983年先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助教、红旗杂志社编辑、国务院财贸小组处长、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政治组组长。1983年至1988年先后任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1988年至1994年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讣告写得比较笼统，我加个注拓展一下：1960年，卢就到《红旗》任编辑。《红旗》是中央的机关刊物，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镇。在这里，卢遇到了邓力群（下文简称“群”）；群赏识卢，卢追随群，人生轨迹互联，荣辱沉浮，命运与共。

后来，卢到财贸小组，是群；1982年群任中宣部长，卢随其到部，任理论局局长。1985年7月，朱厚泽任部长，群去职，对卢有一系列的安排，均未果。群只好安排卢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过渡一下，然后群组成《李先念文集》班子，卢主其事。李时任政协主席，卢就有了“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的衔，解决了级别。这方法不新鲜，乾隆用纪晓岚就是如此。可见，群深谙历史。事迹先说明一下，用这个词，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褒，而是这个词的本义：“过去做过的较重要的事情”。当然，说是“事迹”，我也不可能罗列，只是举出两件有代表性的而已。对于一九八〇年代的意识形态，群曾有过一个总结：单年反右，双年反左。忽左忽右中，卢不可小觑。作为群的得力助手，有时候他甚至是某一反右年份的重要推手。

第一件，就是1983年“清污”，群是部长，卢是理论局长，无缝配合，一时轰轰烈烈，但稍后就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被胡（耀邦，下文简称“邦”）叫停。小平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改开常常陷入两手互博。邓有大智慧，可以平衡两手。如果意识形态那一手过于硬，他就调停。“清污”就如此，然群和卢随即陷入尴尬：第一，邦和群面对面了，少了转圜。一般说来，群是有名的硬顶，邦比较柔软厚道，但对群的硬，邦罕见地顶。第二，拖累了另一胡（乔木，下文简称“木”）。木调动各方秀才费劲吧啦地写出一篇轰动一时的“雄文”（人道主义与异化），不久就云烟。木不得不几次解释，此文是被“逼”，所论不是其所长云云。这一解释意在平息众怒，却也得罪了小平。因为是他批示要全国大学生人手一册学习。盖因此，木就被排除在文件起草之外。第三，周扬挨此一击，郁郁成植物人，不平者众、众怒。这也包括卢供职的部门的“众”。此后，主管全国意识形态的“大帅府”，连府内大员也无法统一，纷争异常。理论、思想纷争再连着人事关系，用“异常”这个词都轻了。这一过程中，群和木在众口碑中也疑似自由落体。第四，最最尴尬的是卢，权责不对称：官位不高，但在“众”眼中，他最容易被清算。因为群也罢，木也罢，位高权重，众可以怒也能言但无可奈何，唯独卢，可怒可言更可聚民意阻卢职位升迁。卢作为群的啥啥啥人，就定格了，不可更改了。

第二件，是江（泽民）1991年“七一讲话”。关于这个讲话的起草，卢在他的回忆录《海边忆往》中有详细的陈述。简要地说，是卢和同僚们在这个讲话中提出了两种改革观：“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把这段话换成通俗的语言就是：改革开放有两种：一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这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开放，这是资本主义的。非此即彼，没有余地。这样：第一，把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争论的“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郑重其事地提到桌面上了，并表明了态度；第二，改变了三年多前的十三大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第三，讲话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反响所及，“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在在如此，以至于不久小平就定下南方之行日程。职务对于群，不管是反他的还是拥他的，都承认一个事实：他从不亏待跟他走的人，对部下职位的安排，处心积虑。用群自己的话说，他“一直注意培养干部的”。卢是他最重要的手下，关系非同一般。卢的前翁婿李肃在纪念卢的视频中说专门说到这一点，因为他见证过两家的亲密。对于卢的升迁，在我看来，群真是不遗余力。我前文说，对于群和木，众可以怒也能言但无可奈何，但卢不同，众可怒可言更可聚民意阻他职位升迁。这民意，自然也包含着对群和木的，而阻卢升迁就是对他们最好的表达。因此，卢的民意也就上达天听了，他职位的升迁也就成为焦点了。1983年，借“清污”，群就想让卢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未果。1987年1月，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风起，中宣部要易帅，群拟安排卢当常务副部长。为避民意阻挠，群将部长和副部长人选一同上报讨论。煞费苦心，却也路人皆知。赵不仅否决了卢当副部长，还要王（忍之）将卢调出；群只好将卢安排在文献研究室。有趣的是，此时任该室副主任的龚（育之）却被任命为副部长。一个职位的更迭，文献研究室的一出一进，历史感扑面。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负责过意识形态领域的人名字带“之”的不少，如王（忍之）当过中宣部长，龚（育之）和贺（敬之）当过副部长。还有一之，就是卢（之超）了。四个“之”者，龚单列，其他三“之”观点一致，相互帮衬，弄得龚在副部长位置上很不开心。这是题外话。大概在1988年，群推荐卢到上海任职，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书记，也为民意所阻，功亏一篑。无奈，群只好让卢去编李（先念）文选，在政协退休。后来，卢在特殊时期又被重新重用。在1989年至1992年3月，他重新成为笔杆子，有些重要文稿如江七一讲话，他都是重要的执笔人之一。为人我认识卢，是因为我研究周扬，涉及到1983年“清污”那场公案，卢是重要的当事人。我想见卢，就拜托好友、时在政协任《纵横》杂志主编的许水涛找卢的联系方式。水涛说，你找对了人，我当过他的秘书。



（2024年8月22日，卢之超和许水涛合影。水涛提供）我大喜同时踌躇：以卢的观点而言，以我所在杂志而言，卢会不会不见我？水涛说：不会。老卢是个宽容之人。他能够容许不同的观点。我在你那里发表过好几篇文章，老卢都说好。老卢不会因观点而有门户之见。于是，水涛约卢，卢同意，水涛带我到红霞公寓拜见他。的确，卢为人平和，对我所在的杂志有看法，但对他的秘书在我这里发文章不置一词；对我研究周扬的观点有看法，也包容我。所以，我们可以畅谈，可以争论，可以彼此保留意见。我很感动，我和他保持了很长时间联系。2013年7月初，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孙万国来，想采访卢。我约卢，他满口答应，并说，我们也是许久不见了，正可借此机会见见面。我为没有常去看看老人而惭愧。所以，我们比万国兄提前一个小时相见。卢老了，对我的杂志意见更多了，但对我依然很亲热。当然，他也对我提要求，譬如，对谢韬那样的文章可以不发，云云。超越左右，慈祥和气。但是，卢也有另一面，也就是他在回忆录中展现的那一面。卢的回忆录《海边忆往》，披露了大量的史料，也让我对他有了新的认识。他自视甚高，他脾气不小，他对人也常常不宽恕。譬如，他在回忆中说：他回忆录中所写的内容包括与四位总书记“的矛盾”。按理说，他充其量就是一个替领导写稿子的秀才，恐怕没有机会与任何一位总书记当面产生矛盾。这样的遣词，自然有他自视甚高的因素在内。当然，也有他的想象在内，他在观点上太自以为是了。因为观点上的自负，他不仅不能超越左右，反而会以左右划线来写人和事。譬如，他用“垮台”来说胡（耀邦），且不说符不符合历史，说辞上就很幸灾乐祸，不甚厚道。其实，我很理解卢，他数次升迁受阻，有些怨气很正常。但因为怨气或者情绪左右，对事实不加分别，只选有利于自己的用，就不应该了。如今，卢走了，我愿意抱着一份同情去理解他。老卢，一路都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