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与崔健有关的日子

阿里

作者 | 刘瑜

清华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来源 | 《送你一颗子弹》一书

这个摇滚青年中年老年，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大声摇滚，离经叛道地摇滚，让一个在高考荒原上跋涉的女中学生，在一口很深的井底，猛然抬起了头来。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找老公要出一套“资格考试题”，除去人品、肌肉、三围、腰包等等基本题以外，有两道题是必考题。第一，您热爱某伟大领袖吗？第二。您热爱崔健吗？如果对第一道题持肯定态度的，对第二道持否定态度的，我虽然尊重你的志趣，但为了世界和平，咱们还是不要凑到一起过了。可以看出，我对崔健的热爱，已经上升到一个原则的高度，和政治面貌相提并论。

事实上，我的早恋，就和崔健有关。当时隔壁班一个男生，已经给我暗送秋波好几年了，我完全无动于衷。后来他出了一个奇招：搞摇滚。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景观，在放学的路上，我和女同学在前面走，他和几个哥们在后面猛吼：“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据说有一次生生把一个路过的小女孩吓哭了。宜到有一天，我路过他们班教室，看见他在演唱《解决》，而他一个哥们在朗诵《岳阳楼记》伴奏，我太震撼了。我想这个世界上在背诵一国两制的含义和做解析几何题之外竟然还有种叫做摇滚的东西.在高考之外还有音乐，在江西之外还有北京，在小虎队之外还有崔健，在字正腔圆之外还有乱七八糟，这事我一定要探个究竟，于是头脑一热，加人了早恋队伍的行列。

之后的那段时间，我彻底坚决地抛弃了小虎队、草峨等这些小儿科的靡靡之音。一下子就从一个无知少女攀登上了文化先锋的高峰。虽然申于声线、性别等原因，我没法亲自演唱崔健的歌，但是我的房间里，一天到晚放的都是“现在的问题很多，可是多不过那看不见的无穷欢乐……”我妈偶尔进来于家务什么的，就说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我笑而不答，轻蔑地想：摇滚，你懂吗你？

到了大学以后，我还是只听崔健。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都能对张国荣、梅艳芳的歌倒背如流，而我不能，就是因为我的整个青春时代只听崔健。听到对每一首歌的第三秒钟是什么，第五十五秒钟是什么，第三百二十四秒是什么，比对自己身体上有几顺痣还熟悉。张国荣、梅艳芳什么的，我只是在宿舍的收音机里听过，一盘磁带也没收集过。不但自己不收集，对那些收集的人，还不屑一顾，心想：放着好好的红烧肉不吃，去吃那些白菜叶子，切。现在回头想想，太偏激了。但又转念一想，不偏激的，那肯定不是爱。

其实那时我到底爱崔健什么呢？想来想去，大约就是喜欢他歌中的肾上腺激素。像我这样，从小到大被迫害成三好学生的人，体内得积多少无家可归的荷尔蒙啊，而崔健的歌，就是荷尔蒙的团支部，就是荷尔蒙的党组织。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别人的歌都是花拳绣腿，而他的歌是九阳白骨掌——一掌劈下来、就让那个不痛不痒的世界粉身碎骨。

对此最有说服力的，就是《盒子》那首歌。当年《红旗下的蛋》那盘刚出来时，《盒子》这首歌歌词是没有登出来的，因为太反动了，算是荷尔蒙的这个党支部对反荷尔蒙那个党支部的一次暴动。但是，我当时就是喜欢这个歌里的那股劲，愣是挑灯夜战，把歌词一个一个从崔健那含含糊糊的歌声中抠了出来。“回去，砸了那个烂盒子/回去，撕破那个烂旗子/告诉那个胜利者他弄错了/世界早就开始变化了”。

《红旗下的蛋》出来之后，崔健的粉丝明显减少。大多数的人都说：现在的崔健不如早期的崔健了，大家还是喜欢那个唱《花房姑娘》的健，那个唱《一无所有》的崔健。其实我的看法完全相反，正是从《红旗下的蛋》开始，崔健才真正成了一个文化英雄。之前的“花房姑娘”之流，还是流行音乐和摇滚之间的一个过渡，还没有摆脱讨好小资的情结，之后就彻底摇滚了，就是“向着牛B的道路狂奔而去了”。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一意孤行，开始超越肾上腺激素。从内容上说，他的歌声不仅有宜泄和抒情，还开始有了责任感；从音乐元素上说，他开始更多地选择更有冲击力的但很难复制的说白。对于那些还想拿着他的歌当下酒菜、唱卡拉OK的老粉丝来说，崔健这种选择无疑是一种背叛。对于把摇滚仅仅理解为“唱歌”的人来说，再也不能跟着唱“一二三四五六七”了，真着急。对于试图在摇滚中被娱乐被安慰被抚摸的人来说，崔健不灵了，他不安慰你。他挑衅你。

我想发展自己

我想改善环境

可你劝我撒池尿好好看看自己

你说别太较劲了，你说别太较劲了

你说如今看透了琢磨透了但是不能说透了

眺你丫那德行，怎么变成这样了

前几年你穷的时候还挺有理想的

如今刚过了几天你刚挣了几个钱儿

我看你比世界变得快多了

要不就是露馅了……

而他对爱情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充满了自得和自恋(“我想知道你长得美，但不想知道你到底是谁”)，现在呢，“你的小手冰凉像你的眼神一样……/把那只手也给我/把它放在我的心上/检查一下我心里的病，是否和你一样”。多么的柔情似水，多么的摇滚。

我后来的一个男朋友，嗓子跟老崔也有点像，也喜欢崔健。那时候他在北大，我在人大，我们经常从北大西南门往人大西门来回骑车；深夜的大街上他大声唱：“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你是否能够控制得住我，如果我疯了……”“如果我疯了”这句歌词真带劲，真适合两个有志青年在大街上边骑快车边大声歌唱。对于有志青年来说，发疯是多么灿烂的事情简直是义不容辞。

2002年的时候，崔健来纽约演出一次，我去听了。音乐一响起，我就泪流满面。好像多年没见的亲戚，在生离死别后重逢似的。我的整个青春，仿佛麦田一样随他的歌声摇摆起来，金灿灿的。当时我就想：老崔啊老崔，你都四十了，我也直奔三十了，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在我心里，还那么温暖，谢谢你。

其实我现在都不怎么听崔健了，虽然他的CD、磁带都收藏着。“长大”的我，音乐的口味终于开始变得宽容，终于知道正如在小虎队之外还有崔健，在崔健之外也还有别人。但是回望自己的青春时，崔健是多么重要啊，堪称独树一帜。一个只有一国两制的含义和解析几何的青春会是多么缺乏诗意，是他，这个摇滚青年中年老年，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大声摇滚，离经叛道地摇滚，让一个在高考荒原上跋涉的女中学生，在一口很深的井底，猛然抬起了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