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王阳明52-53岁

阿里

嘉靖二年，王阳明52岁。

嘉靖元年冬，王阳明“寒夜独坐，篝灯握管”手抄唐人之诗，“莫向寻常问行迹，杏花深处语悠悠”，似乎已预示着自己未来两年无处言说的处境。此时，王阳明正当春秋鼎盛之时，却接连遭受皇帝及朱学达贵打击，从艰难的岁月走向更艰难的岁月，也正是在这种岁月中，王阳明进一步深入阐发良知，吸引和教授更多的弟子，他自己也在运用致良知学问中变得日益强大。

嘉靖二年，即公元1523年，外在的形势实在算不上是个好年景。始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的大礼议之争在这一年日益深化，捅破了世宗（嘉靖）皇帝虚假的“小利贞”的升平气象，暴露了世宗专制独裁的本来面目。这一年，世宗皇帝建醮于宫中，道士之势渐盛，大臣谏勿听。这一年，杨廷和、乔宇（故人）纷纷入阁，朝廷掀起“学禁”轩然大波，对王阳明心学的打击也来得越来越直白和坚定。王阳明所预感之势，一项一项在迫近。

在“学禁”阴霾之下，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传习录》等著作被钦定为“叛道不经之书”，良知心学被定性为诡异的异学，王阳明被暗指为“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进一步看，这场“壬午学禁”实际上也具有党禁的意义。学术思想上的“学禁”，密切配合大礼议在政治上的禁锢，在皇帝与大臣之间立起一堵墙，君是臣非；在朱学与心学之间划出一道鸿沟，只有阵营，没有是非，只有此岸彼岸。历史总是令人惊讶地同步，无独有偶，东西方对思想上的严重禁锢几乎同时进入一个历史性高潮，这一年的罗马教皇阿德里安六世刚登基不久（他去世也很迅速），正大力支持查理五世在尼德兰建立异端裁判所，对马德·路德金新教改革的迅速传播予以疯狂反扑。

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的大功德，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竟被监察御史张鉞影射其与宸濠暗中勾结谋判，监察御史指鹿为马，言官谏官恣意妄为，充分暴露了其封建性、愚昧性和工具性。虽然科道打手荒唐至极，王阳明对此却淡定自若，他洞悉其奸，明白朝廷豢养的权贵真正目的是禁锢诋毁良知心学。但是，面对壬午学禁，学子们越是向死而生，四方学子络绎纷纷而来，绍兴一时成为心学圣地。学子们积极来绍兴问学，一面是吊唁王华，一面是来求良知心学之真。王阳明归越丁父忧，正好借此机会大阐良知心学。嘉靖二年正月，王艮、邹守益来绍兴受教；二月，郭善夫、魏师颜、蔡希渊、王世瑞来问学；黄宗明、马明衡复职北上入京，专程来绍兴问学；黄省曾、郭庆、吴良吉、钱德洪、王畿、俞纯夫、朱廷力、薛宗铠也都齐刷刷来绍兴问学。

嘉靖二年，王阳明在心学修炼上的创造，也许就是发掘了孔门“狂狷”之思，发展为“狂者胸次”之说、之行。薛尚谦、邹益之（守益）、马子莘、王汝止（艮）等一众学生侍坐，纷纷向王阳明讲述学界政界“征宁藩以来，谤议益众”的原因，有的说是王阳明“功业势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众”，有的说是“王阳明心学日明，故为宋儒争是非者日博”，有的说是王阳明“同志信徒日众，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

王阳明说，你们说的都有一定合理性，但我有一个自我的认识，也有一种做法上的改变，那就是，在南都任职以前，我还有些“乡愿”的意思，但我今天只信“良知”。良知能辩得真是真非，信手去实践良知，一点也不隐藏，我今天所做的就是“狂者的胸次”，即使天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不要紧，没什么好掩藏的。从今以后，吾欲以“狂者胸次”代替以前的“乡愿”理念，相信良知辩得真是真非。“狂者胸次”也许是王阳明及其弟子在“学禁”闹剧中的呐喊，是对思想禁锢的反抗，是唤醒学子、搅动权贵的无奈之举。

王阳明进一步解释说，“乡愿”的做法，就是以忠信廉洁的说辞取信于君子，以同流合污的行为不违背于小人，所以其论是非、说过错是不长牙带刺的，究其本心，实则是一个“媚”字。乡愿之心，实则腐烂，连妻子儿女都无法真正取信，是无法入尧舜之道的。反观“狂者胸次”，本身就有圣学血脉，狂狷二字最初是孔子所思，其精髓并非张琴之流“止于狂者”所能领会，曾子等有“中行之禀”，所以能领会到孔子“狂狷”的真道理。狂者心存古人，懂得良知，犹如凤凰高飞，一切纷嚣俗染，都不足以蒙蔽其心。嘉靖三年中秋，王阳明作诗《月夜二首》之二，末二句作“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再次述及自己狂狷的信念。

王阳明对乡愿的认识和阐释，说尽了现在多少学子的心态、官场的丑态，以及每个局中人的无奈！！说到底，乡愿是封建性的伴生物，是对金字塔尖唯一权力来源的恐惧和崇拜，要彻底去除乡愿观念，必须彻底地以民主性来反封建性，以平等性来反依附性，而在王阳明的时代，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民主意识和历史唯物论观点，更不可能有革命性的举动，王阳明能提出“狂者胸次”作为反动——反者道之动，已是振聋发聩的反抗了。

王艮（字汝止）受了“狂者胸次”说的教诲和激发，制作蒲轮车招摇北上京城（第三次），在车上大书“天下一个、万物一体……遵圣道天地弗违，致良知鬼神莫测……知我者，其惟此行乎？罪我者，其惟此行乎？”王艮以“狂者”的形象到处讲学，惊动了朝廷，进一步触犯了“学禁”大忌。王阳明对此不置可否，也许，他认为学子就该褪去乡愿的外壳，以“狂者胸次”的做派、用“良知”去触动这一潭死水罢。

良知心学是知行合一的践履之学。王艮不止于制蒲轮车招摇北上，聚众讲论心学，他也能抒发儒者内核的仁爱精神、宏道明学以救苍黎，知融于行，行而有法。王艮深得王阳明致良知、复心体的本体功夫，于静处体悟、于事上磨练。嘉靖二年四月，淮阳一带大饥荒，王艮通过暗地里敬重他的王姓商人，从真州买米二千石赈饥，并请求官方拿出人丁户册，按册赈济（很关键的小细节），有些人饿到不能走动的，就煮粥送给他们吃。后来，当王艮当面请求巡抚赈饥时，巡抚怀疑他说假话。王艮说，我当时有赈济账册，可以到官方去核实。将信将疑的巡抚随即将王艮羁押，令人核查王艮的行踪及书信往来情况。王艮不慌不忙，在羁所与三、二人或讲究理学，或弹琴自娱，不与外界通音信，不与外人通往来。后来，巡抚派出的外调者取来了赈册，并把核实情况告诉巡抚，王艮的行为感动了巡抚（其实也救了王艮自己，故做好事也要有方法，随时要有措施保护好自己）。巡抚说，您只不过是一介布衣，尚且可以把赈灾做到如此地步，更何况我们地方官呢？过了一天，巡抚问王艮，您读的什么书？答：《大学》；又问，还读什么书？答：《中庸》；再问，此外还读了什么书？答：《中庸》都是读多了的！问：为什么这么讲？王艮答：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道理已全都在《大学》里作了充分阐述（言外之意：还需要读其他书吗）。于是，巡抚乃大力赈灾。

王阳明主张不要“牵制文义”，而要思而自得。他的致良知、复心体的心学思想体系，惟我心独尊，良知独信，不被传统儒家经说所束缚，不拘泥于经书的故训文义（不牵制于文义），要勇于发离经叛道的新说，要有“信吾心尊吾知”的狂者胸次，要“务求其实、以身明道学”。他致信刚入京就职的方献夫论学，批评方和湛甘泉“牵制于文义，纷争于辩说”，说这样反而增重世人的困惑，并且让那些好事的批评者借机开启呶呶之口。王阳明说，“夫学，觉而已矣”，学习就是要使人觉醒，我们要做的不是急急遑遑论学，而是“并心同志、务求其实、以身明道学”，所志相同足矣。嘉靖三年下半年，黄省曾来信问良知之学，王阳明在回信中再次对曾过于在文字训释方面着力表达了批评之意：“大抵训释字义，亦只是得其大概，若其精微奥蕴，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语所能喻。后人多有泥文著相，专在字眼上穿求，却是心从法华转也。”

王阳明抱定“无辩止谤”的信念，不过于在文字上与人论短长。他认为山鬼伎俩再多，也不如老僧一空无际。在《与陆原静》的信中表示，心学要做到的是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要有“无辩止谤”“反求诸己”的信念，他要求弟子们不要以一时毁誉动其心。孟子说“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使是良知，人人都有，只是没几个人能够“致良知”罢了。《易》所谓“知至，至之”，知至，就是知；至知，则是致知，就是知行合一了。他让邹守益带书信劝导黄绾：京城讲学触犯“学禁”时忌，而且即使“老婆心切（佛家用语，苦口叮咛之意），遂能缄口结舌乎？”他担心黄绾如果不知深浅而费尽口舌、反而无益，况且平日里黄绾议论尚欠简切，不能虚心平气。这封短信中，王阳明大量使用佛家概念，又有易传道理，语词切换丝滑无感，道理浅显明白晓畅，爱徒之心昭昭然。

与此同时，王阳明对大礼议之争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在态度上也前后有变，但总体上是极力回避卷入大礼议纷争的漩涡之中。他很早就发现，礼仪有着较强的主观性，大礼议之争只是世宗玩的一个专制游戏而已，他力劝弟子不要卷入其中。在回复弟子顾应祥书信中，王阳明肯定其“礼也者，本乎天理，而合乎人情者也！”“岂有天子而不得尊其父母乎？”观点。由于参与纷争者主要是从自身的私欲出发看待礼仪，而不是从公的角度对待大礼议，王阳明判断“秦汉以来，礼家之说往往如仇，皆不闻致良知之说耳”。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王阳明有不少弟子门人没有听从他的劝阻，卷入成为大礼议之争的重要力量，其中既有黄绾、方献夫、黄宗明、顾应祥等少数几个大礼议派，也有不少成为大礼议反对派的中坚，如邹守益、季本、薛侃、马明衡、王元正、王时柯、舒芬、应良、王思、应大猷、党以平、万潮、郭持平、夏良胜等。在与世宗紧紧地站在一起的一班“凶人”中，陈洸等王阳明弟子赫然在列。难道是他们都不知道致良知之说，或者没有掌握真的良知？从王阳明弟子们比较分裂、对立的态度和行为可以看出，朝廷指斥的“党争”不见得真，但朝廷借“大礼议”打击反对派、强化“学禁”的目的却顺便实现了。

王阳明早已预料到嘉靖二年的科举会试将进一步驳斥排除其心学。嘉靖二年，“壬午学禁”已渗透到了科举取士领域。三月，会试策士诸题以心学为问，五题中有二题暗指心学：其一，宋儒大有功于吾道，朱子集大成于诸儒；其二，汉唐宋致朋党之原，诸君子论朋党之别，矛头直指王阳明心学。但是，此时的心学思想可能早已深入士子之心，即使是阅卷取士的老师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其影响甚至同化而不自知。这一年科举，王阳明的众多弟子和再传弟子发挥心学旨意，毫不避讳，反而考举进士者特别多，有欧阳德、王臣、魏良弼、朱廷立、郭宏化、黄直、薛宗鎧、黄璆、张纯、项乔、薛侨等。王阳明把这次会试看做一场心学的炼狱，当意外落第的钱德洪、王畿来绍兴拜见他时，他说：心学原本不可能遍说天下之士，但今年会试这样一考，即使是穷乡深谷，心学也无所不到啦！“吾学既（被会试认为）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者。圣学从兹大明矣！”

反抗科场“学禁”最为激烈的阳明弟子当属徐珊。南宫策问期间，策士以心学为问，暗讽王阳明，徐珊读此策题目，愤然不平，长叹一声：“吾恶能昧吾知以倖（亲幸）时好耶！”于是不对答策题、拂袖而去，浩然东归。时人将徐珊比作宋代大儒尹惇（“尹彦明后一人也”）。王阳明闻之，黯然而不乐良久，作《书徐汝佩卷》，表达了“爱珊之至而忧珊之深”的关切，该书撕开了官方“学禁”阴谋禁绝心学的恐怖面纱，以自己“狂者胸次”表达了反抗学禁的泼天大勇，也表明了自己甘冒天下人的非笑诋毁“日谆谆然唯恐人之不入于善”的慈悲。令人同情而唏嘘的是，官至辰州同知的徐珊，后来因侵饷事发，自缢而死。时人讥笑：“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缢死”。看来良知之学在“致良知”的功夫上、知行合一在“行”的信念上，确有很多根本性的东西，不是牵制于文义，仅靠字面意思可以发挥出有效性的。

王阳明的良知心学逐渐形成一股思潮广泛传播，并涌入京城。根据反身性原理，这必然导致朝廷和朱学权贵对王阳明及其心学的冲击越来越严重。士子们与朝廷对着干、以体现自己忠贞不二、刚正不阿的品格，这是有明一代自方孝孺以来一个值得玩味的事情。但是明朝儒生不怕死，而皇帝会真的满足你向死的志向（搁宋朝就会是皇帝怕你随便死），无论是阉党、东西厂锦衣卫，还是朝堂之上的廷杖，皇帝有一百种让大臣死无葬身之地的死法。

嘉靖二年，学禁风潮使王阳明“多招物议”，他的感受是“与一二友喘息于荒榛丛草间，惴惴焉惟免于戮辱是幸”。事实上，王阳明在此期间广泛谈论心学和致良知、阐释知行合一道理，弟子朋友往来十分频繁，受学获益不断深入。五岳山人黄省曾（字勉之）来绍兴问学，执贽为弟子，后有《会稽问道录》之记，记录“良知为未发之中，本体澄然，而无人伪之杂”（评论苏秦、张仪之智非良知也）。黄冈郭庆携其弟子吴良吉来绍兴问学，王阳明以饘盂、案、楼、地的上下位置关系为引喻，指导吴良吉认清“惟下乃大也”的道理。钱德洪、王畿春试落第，叹“学贵自得”，焚烧礼部所发路券，以决心志，来绍兴受学，钱氏悟得虚灵寂感、通一无二之旨，而王畿从知“致良知”升华到信“致良知”。俞纯夫（文德）同样落第焚券以决心志，南归绍兴受学，以证良知之旨，悟得“义利两图须早判，知行偏废岂能成？孔颜乐处平平地，不出虞廷敬畏情。”薛宗铠授贵溪知县，经绍兴来问学，别后王阳明致信《与薛子修书》论良知之学：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致此良知而已矣，谓良知之外尚有可致之者，侮圣言者也，致知为尽也。嘉靖二年六月，王阳明回信薛侃（尚谦），并寄赠《古本大学序》，阐明：“致知”二字，是千古圣学之秘，是孔门正法眼藏。十月，欧阳德授六安知州，王阳明《答欧阳崇一问致良知书》，提出了致良知的四条本体工夫论：一是良知非离见闻，惟以致良知为主，则多闻多见皆致知之功；二是良知非断思虑，良知发用之思，自是明白简易；三是良知非绝事，应实致良知；四是致知非为逆亿（或作逆臆，意即事先疑忌别人欺诈不正），致良知则知险阻，自然明觉，而人不能罔（意即蒙骗）。

期间，王阳明还先后致信黄绾论“著察”工夫，强调行的重要性，黄绾不久后来绍兴受教一月有余；刑部尚书林俊退休，经钱塘来访，王阳明率一众弟子趋迎，在舟中，与弟子张元冲论儒、佛、老三家异同，曰“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舒柏寄《诈说》求教，有“敬畏洒落”之问，王阳明答信，指出“工夫未熟，欲速助长”之病，建议“循序日进，自当有至”。刘侯来信，有“入山养静”之问，王阳明回信指出：偏于虚静，恐既已养成空寂之性，虽欲勿流于空寂而不可得也。

嘉靖三年，王阳明53岁。

正月，总算有好消息了。当时，王艮来会稽问学，请筑书院，以居四方学者，故在至大寺左边建楼居斋舍，这就是阳明书院。自此，王阳明讲学，就有了更为开阔稳定的场所。王阳明每次亲临讲学，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依常理而论，就这讲学规模和范围，对于社会思想的影响、年轻人三观的形成，都会有莫大的推动力，不管是哪个朝代，哪个政权，都会关注，都会干预。

此前，淮阳一带大饥荒，王艮泰州赈灾被当地巡抚羁押，嘉靖三年春间，王阳明为了让王艮来协助建设阳明洞，专门致信泰州知府王臣，恳请王臣为王艮上一年救荒之事解纷，称“事若必不可为，然后放令汝止（王艮）归也”。要是让王艮能来，可以亲自看到您这里政治清明的至善之举，肯定十分欣慰；即使人有所谓的“做官夺人志”之说，如果致知工夫能没有间断，怎么还用有夺志的担心呢？在王臣的帮助下，王艮后来牵头建筑了阳明书院。再后来，王艮创立了传承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宣传“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大意是“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

二月，绍兴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称门生，执贽来学，王阳明教其“人言不如自悔之真”“镜明，一尘难住脚”。南大吉乃礼聘王阳明为稽山书院主讲，王阳明重点阐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至于至善，八邑才俊纷纷来学，门人日进。各地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

汪尚和（字节夫）屡次来绍兴问学，王阳明《与汪节夫书》赠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今之学者须先有笃实为己之心，然后可以论学。凡作文，惟务道其心中之实，达意而止，不必过求雕刻，所谓修辞立诚者也。

二月十一日，杨廷和以大礼议仵旨致仕，（面对政敌下野）谢源、伍希儒欲北上入京辩谤，王阳明有书劝止：士洁之怨，怎么能不考虑事理呢？古人说何以止谤？曰无辩！人之是非毁誉，如水湿火热，时间久一点必定会显现出来，怎么可能始终掩藏其真实情况呢？因此，如果真有其事，不可辩驳；没有其事，不必辩驳。没有其事而辩，是自我诽谤；有其事而辩，则是增加自己的恶行而加剧他人的愤怒，都不是自修之道。

诸暨县令朱廷立（字子礼）执政地方三个月，乃有所成，一年后民风淳化，多次来会稽向王阳明问学问政。王阳明作《书朱子礼卷》开导他：明德、亲民，是一体的。古人明明德以亲民，亲民所以明明德，因此，明明德，是体；亲民，是用，而止至善，是其关键。朱廷立退而探求至善之说，豁然开朗明白了其所包含的良知的道理，知道了学可以为政，政可以为学，都不外乎良知二字。

嘉靖三年四月，王阳明守丧期满除服，但学禁风潮一直在刮，嘉靖帝并不愿意起复他。16日，都御史吴廷举引荐王阳明等一众致仕在告家居大臣上大礼议，但是多位给事中不报；24日，南京兵部尚书李充嗣上疏举荐王阳明代替自己职务，世宗不同意；御史石金上疏举荐王阳明，不报；九月中下旬，御史王木疏举荐王阳明，御史潘壮也举荐，均不报；十二月，吏部举荐王阳明提督陕西三边军务，世宗（及大臣费宏）不用。

五月，王阳明答黄省曾书，讨论旧作《古本大学序》与《修道说》，并寄赠新本《古本大学序》，阐述“君子学以为己”，君子学问之道乃求放心而已（引孟子语），成己成物虽本一事，但先后之序不容紊乱，劝黄省增不可“急于驰骤奔放”，以免自蹶其足，非任重志远之道也。六月，周冲寄来《乡贤游酢先生祭田记》，王阳明回信中指出其作文太着急，要说许多道理，便觉得文章有补缀枝蔓之嫌，不可不察。

六月，黄省曾来绍兴问学，对黄氏“自得”斋名，王阳明乃作《自得斋说》赠之，主要围绕孟子“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阐述两点，一是学习深造要围绕达道而展开，二是辞章训诂技艺不可荒废太多精力。王阳明说，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致其良知而不敢须臾离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本立而达道行，天地以位、万物以育；今之学者，精通辞章、熟悉训诂、工于技艺，探迹索引、弊精极力，穷苦终身，不是说没有所谓深造之者，但也只是辞章而已、训诂而已、技艺而已，而不是深造于道，都只是一些外物而已。

同一月，王阳明又深入阐述了“戒之在得”。罗石董澐再来会稽正式拜为王阳明弟子，董澐自号为“从吾道人”。王阳明盛赞董澐年老而能“去矣，吾将从吾所好”的心态和“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行为。王阳明说，世人从其名、利、心意耳目之好，而诈以相欺相取，都自以为是“从吾所好”，而我所谓的“真吾”者，其实是“良知”啊！良知所好者，父慈子孝、言忠信、行笃敬。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天下人皆恶之；良知之好，真吾之好，天下皆好之。由此引申，大礼议之争，实际是私吾之好，故没什么好争的，标尺掌握在世宗手中，大礼议只是一个（整人的）工具而已。

七月十五日，文人作戏、朝廷加杖。百余名廷臣（反大礼议者）跪哭左顺门，哭声穿透至内廷，其中大多是王阳明弟子或者与其交好之人，也有反对王阳明心学的人，朱学、王学的人混杂在一起。朝廷逮捕下锦衣卫监狱拷讯，是为左（安）顺门事件。这似乎不是一个纯粹的“礼”的问题，皇帝与大臣都在借题发挥，实则是一场政治闹剧，暴露了大臣们的“物之役”私好，世宗“小利贞”的专制本质也即将露出原形。王阳明对参加两派的弟子采取不置可否、默许、两可的态度。九月五日，朝廷定大礼，王阳明秋夜抒怀“无端礼乐纷纷议”“人间瓦缶正雷鸣”，表达对大礼议双方的不满和批评。

中秋，王阳明在天泉桥设宴，与弟子们诗歌唱和，比音而作，翕然如协金石。宴会上，王阳明与弟子论学，再论“狂者胸次”。王阳明说，当年孔子在陈国，思念鲁国的狂士，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读书人沉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就像被拘禁的囚犯（自拘），不能自省、不能洒脱，直至听了孔子的教导，才知道一切俗缘，都不是本性本体，于是豁然脱落（省脱），但是，仅仅得到这层意义还不够，如果不加实践、入于精微，也会逐渐沉沦。王阳明说，从前孔门求中行之士而不可得，苟求其次，那就是“狂者”啊！狂者志存古人，一切声利纷华之染，无法拖累其内心。自从我揭示了良知头脑，渐渐地能领会“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之意者就多起来了。

朱篪（守谐）来问为学，王阳明与之言志，说了绕口令式的禅家机锋。问为学，立志而已；问立志，为学而已。王阳明说的是，立志就是立为学之志，为学就是作立志的事情，专心致志，其心一也，不要把为学与立志割裂开来。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知”就像水，人心之无不知，就像水总是会向下流一样，“决而行之”，水没有不向下流动的，“决而行之”就是致知的意思，这就是所谓的“知行合一”。

要之，君子之学，求尽吾心焉尔！

最后，以王阳明嘉靖三年中秋诗句结尾：“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与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