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谭金水之谜

阿里

谭金水之谜

郭 力

谭金水是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53级学生。他的经历，要从北大鸣放中的学生社团“百花学社”说起。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的鸣放，史称“5.19”运动，拉开序幕。思想活跃的大学生在几天内，贴出数百张大字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在五月下旬的数天中，北京大学的民主气氛热烈非凡，一个个风云人物接连登场，一张张重磅大字报振聋发聩。数学系54级的陈奉孝、张景中、杨路等主张民主办校、公开选拔出国留学生、实现宪法规定的所有民主权利；哲学系56级龙英华呼吁开辟民主墙；中文系54级张元勋、沈泽宜呼吁“是时候了！放开嗓子唱！……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物理系53级谭天荣连续贴出大字报，提出“马克思主义已经转化为自身的反面，”“不承认任何种类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要站在理性的审判台面前”；物理系53级刘奇弟提出“胡风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种种犀利尖锐的观点，连珠炮般发出。相反的声音也非常强烈，平静的燕园，被这强烈的冲击波震撼了。

在异常热烈的气氛中，陈奉孝萌生了成立学生社团的想法。他回忆当时的想法时说：从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到现在，各系的“右派”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大家互不认识，互不通气，观点也是五花八门，乱糟糟的，我觉得这样不行，容易被各个击破，应当把各系的同学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样才有力量。西语系的贺永增，东语系的谭金水，数力系四年级的赵清，中文系的王国乡等人，跟我的想法一样，为此我们便分头到各系联系。

之后，以陈奉孝为首的几名学生筹备组织了学生社团“百花学社”，成立大会于5月29日召开。这是一个松散的学生社团，没有组织章程、入社手续等，只是因应当时的形势，决定愿意参与的人要加强联系，扩大宣传，创办刊物等。成立大会之后，“百花学社”的一些骨干开了一个联系会，参会的有陈奉孝、张景中、杨路、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龙英华、王国乡、赵清、谭金水等人。会上决定了两项任务：加强宣传和创办同人刊物《广场》。《广场》的编辑和出版由中文系张元勋、沈泽宜、王国乡负责。加强宣传的工作，则由多人分头负责。陈奉孝回忆：谭天荣、谭金水、李燕生（化学系53级学生）、王国乡和我等人都分头到清华、人大、北师大、北京石油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大学，与这些大学的活跃人物进行联系。从以上线索可知，谭金水在“百花学社”成立之前，相当活跃，在“百花学社”筹建时，积极参与了相关活动。

很快，《人民日报》发表了6.8社论，反右开始了，北大的局势迅速翻转。“百花学社”的骨干们，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尽管受到高压式的批判和监控，仍然拼力做最后一搏。同人刊物《广场》铅印版在印刷厂受阻，他们改为油印，借来设备，一些核心成员和志愿帮忙的同学们，连续苦干几昼夜，刻印和装订《广场》。6月21日，《人民日报》关于北大反右的报道，将“百花学社”定为“反革命小集团”，而《广场》团队仍在为印刷忙碌。6月22日，五百本《广场》印刷装订完成，张元勋等人在大饭厅前售卖，《广场》被一抢而空，但抢购的人中，有不少是奉命而来者。旋即，校方宣布《广场》为反动刊物，奉命抢购的刊物，当场焚毁。据陈奉孝回忆，谭金水参加了油印版《广场》的印制工作。

之后，形势越来越严酷，“百花学社“的活动转入地下。陈奉孝回忆：右派分子纷纷被监视起来。贺永增告诉我，学校里派进来一些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的人，他说我早就被盯上了，他建议应该撤退，保存实力。于是我便秘密召集张元勋、贺永增、赵清、谭金水等人晚上在未名湖畔的树林里开了个小会，决定“百花学社”解散，第二天贴出了宣布解散的通告。此后“百花学社”再没有集体活动，联系都是采取单线的形式。记得后来我与赵清、谭金水等人在长河开了一个碰头会，与张元勋、李亚白在香山一个小饭馆里开了另一次碰头会，研究的问题都是如何过关的问题。从陈奉孝的回忆中，可知谭金水参与了几次地下活动。

在北大反右期间的校刊中，有关于谭金水的报道。1957年7月25日北大校刊发表了《东语系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谭金水反动言行》一文，提到7月17、18日两天，东语系先后召开第七次、第八次会议，揭露和批判谭金水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文章列举的谭金水罪行有：整风开始不久，他就出面向张元勋献策：要组织起来，成核心力量。当鸣放高潮时，谭金水说：不要限于学校，要到街上去。我们要把运动扩展到农村。他参加了5月26日去清华宣传的活动。6月2日，他携带“是时候了！”“胡风绝不是反革命”等大字报去北师大、地质学院、石油学院、矿业学院、农业机械学院等院校宣传，决定要互派代表，互相交换材料。他还企图利用暑假回上海进行宣传活动。在同人刊物《广场》难产时，谭金水曾出面救助，他曾试图联系去外地铅印，未能成功，又去北京城内联系油印。张元勋也提到：在《广场》的油印过程中，谭金水起了特殊的作用。7月27日出版的反右特刊《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将谭金水作为《广场》幕后支持者进行批判：谭金水，1949年参加青年团，后因思想落后，取消候补资格。肃反运动因“思想反动”被我批判，对我心怀不满。整风开始以后向党疯狂进攻，为反革命分子胡风进行辩护，说什么“胡风不是反革命”。曾去清华点火，去石油学院散发反动传单。大骂我们今天是“愚民”政策。当他见到张元勋的“是时候了”之后，马上主动去找张元勋，怂恿张元勋组织起来，并去校外点火。此外他还积极地在《广场》幕后从事策划活动。

反右后期，“百花学社”的骨干分子受到严厉惩罚，1957年9月，陈奉孝在试图外逃时被捕入狱。当年12月，张元勋在学校被捕。其他骨干分子亦于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初身陷囹圄。陈奉孝被捕后，遭遇了三十多次提审，每次提审，审讯员都逼他承认“百花学社”内部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对这种指控，陈奉孝坚持不承认。陈奉孝1958年4月底被结案，5月份收到起诉书。他被指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同案犯有谭金水、赵清、林树国（数学系53级学生）、贺永增、张元勋。陈奉孝对起诉书中的很多内容感到不解，前后矛盾，说法不一，一些内容纯属捏造。作为集团首犯，他做好了被判死刑的思想准备。宣判之后，陈奉孝对自己被判十五年刑感到意外，更令他吃惊的是，谭金水因能主动坦白交待，检举他人，有立功表现，教育释放。

对此，陈奉孝在多年后回忆说：当年我在北大与几个同学组织“百花学社”，与张元勋等人创办刊物《广场》时，也遇到了密探。当时由于我实际上是“百花学社”和《广场》的主要负责人，东语系的谭金水便主动找到我，帮我出了许多主意。例如组织人到天津各大学去“点火”，到北京市委去请愿，把北大的右派写的大字报油印出来寄往全国各大学去等，差不多都是他向我提出的。反右后期，“百花学社”被迫解散，《广场》停刊，谭还建议今后“百花学社”和《广场》的主要负责人应单线联系，重要材料要保管好，以免被突然查抄，必要时应该出走等。那时因为自己年轻，对搞密探的事一无所知，平时我也从不以恶意猜度别人，所以对他特别信任，我出逃前把我的日记本和一些重要材料都交给了他。不仅如此，我还贴出最后一张大字报《我的声明》，声称我对“百花学社”和《广场》的一切活动负责，想借此帮助其他人过关。后来我被捕，在草岚子看守所经过30多次提审，我始终不承认有什么“反革命集团”，可在判刑时却把我定为“反革命集团”的罪首，判了15年，谭金水却因坦白检举有功，教育释放。说老实话，当时我恨透了他，怪不得在提审我时，审讯员对我们的一切活动了如指掌，原来是他早就把我们出卖了！

与陈奉孝、谭金水同时受审的张元勋在回忆录中称，谭金水就是一个卧底，他回忆说：记得那天是57年8月之初，陈奉孝约我与李亚白在西山会见，其日我甩脱监管，乘公交车潜赴西山，中午方抵其处……陈奉孝短语匆匆，犹如话别。其中数语至为重要：“‘五.一九’以来，至《广场》组刊，诸多行事，一一泄密，如：编委会上，谭天荣内讧，次日即为‘浪淘沙’记者公之于众；《广场》编委会解散，于海淀食堂聚餐，下午又见诸墙端；‘广场’付印，本机密与印刷一厂交涉，致令被围斗之事出现……等等等等怪异之兆，应如何理解？”陈奉孝说：“我考虑我们内部有潜藏‘卧底分子’！为鉴别其谁，前数日专约赵清、谭金水亦来此短晤，次日即泄密！官方提询追问：‘西山密会，商量何事？赵清为何献单线联系之策？’云云。卧底分子谭金水终于暴露！”

张元勋提到：谭金水从“百花学社”成立到“广场”编委会创刊，凡大小会议，私人交往，他几乎从无缺席，在在都有他挥掌策划于其间，其言最烈，其谋最险，俨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很快赢得了这一群浮躁、偏激、单纯、寡谋的“右派”学生的信任与信赖，视之为“智叟”“谋略家”“卧龙先生”，但他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凡两“派”交锋，他往往杂于听众中作壁上观。行迹无常，甚至连住处也无人知焉。直到北大反右后期，陈奉孝、顾文选、钱如平、刘奇弟、李亚白相继提前被捕，大小“右派”都陷入专人监管之境，这位自称是“谭金水”的人物，也销声匿迹，不再出现。张元勋在1958年5月与陈奉孝、谭金水等六人同案受审，他回忆：在终审判决的日子里，我们才与这位久违的“智叟”重逢，其时，同案诸君因久囚囹圄，殍饿神衰，形销骨毁，面如死灰，而谭金水却形貌丰健，容光焕发，异于我等，欣欣然作得意状。待宣判毕，“谭金水”以“无罪释放”而当场放行。至此，我们才恍然而悟：所谓“谭金水”（此名只是一个代号），不过是一个专业的“卧底”者！

与张元勋认定谭金水是专业“卧底”不同，陈奉孝对谭金水的身份始终犹疑不决。1998年百年校庆时，陈奉孝回到北大，他曾到东语系找谭金水，但谭金水没有返校。他打听到了谭金水的住址和电话，打电话给他，结果谭金水听到陈奉孝自报姓名，马上就挂断了电话。陈奉孝说：后来我又写信给他，问他当年你究竟是因为受到压力揭发还是党委派进来卧底的？并且我还对他说，我绝不再恨你，反右是一场历史性错误，再纠缠个人恩怨是没有意义的。但为了澄清事实，对历史负责，希望你把当年的情况告诉我，我保证为你保密。信没有退回，但也没有收到回信。2010年和2011年，陈奉孝在网上再三吁请谭金水出面说明事实，他说：谭金水老同学，不管你是当年受指派进“百花学社”和《广场》的，还是因受不了强大的压力才揭发检举的，你同55万右派一样，也是受害者啊！希望你勇敢地站出来吧！然而，陈奉孝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没有收到谭金水的任何回应。

在张元勋看来，谭金水从“百花学社”成立之始，就被校党委派来卧底，他自称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师”，他参加所有活动，只为探底告密，“谭金水”只是一个代号，根本没有此人。学者傅国涌在《北大反右中卧底故事》一文中，讲述了谭金水的故事，他认同张元勋的看法。而笔者查阅了“北京大学1954~1955学年第一学期学生名册”，“谭金水”的名字见于该册，他是东语系日语专业53级学生，学号5309032，可见谭金水就是北大东语系学生，真名实姓。

谭金水是不是上级所派专业卧底？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当时的学生工作情况和政治环境来分析。笔者对北大反右亲历者进行了广泛采访，根据一些老校友的回忆，当时北大确有安排一些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监督汇报一些落后、右倾学生的举措，但在反右之前，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情况下，这种举措的范围和力度有限。被安排做这类工作的都是“组织上信得过的人”。数学力学系54级数学专业党支部书记陈良焜曾回忆说：北大成立百花学社和出版刊物《广场》，表明激进学生活动走向联合的升级，对此上级也比较关注。此时数学54级洪允楣同学向我表示，是否可以参加进去了解一些情况。洪是调干生，入学前在上海工作，入学后一直是团干部，当时担任系团总支组织委员。他功课很好，思想活跃又注意分寸。洪属于学生干部中能和激进同学说得上话的人。我当时也认为需要有人进入百花学社这类组织，以便了解其动向。于是，向当时的团委书记石幼珊请示，过了一天石对我说，可以同意他参加，他汇报情况可以听，但不要给他布置具体任务。我想这也是避免一旦传出引起麻烦。在我记忆里洪参加了百花学社的一些会议，告诉我一些会议内容和参加者，给我的印象百花学社是一些激进学生的松散联合，哪些人明确属于该组织界限不明确。

从陈良焜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官方在派卧底的事情上是比较谨慎的。洪允楣政治条件好，入学后一直是团干部，又思想活跃而注意分寸，跟激进学生能说上话，有与洪允楣同级的学长还回忆说，洪允楣平时就担负有监督落后学生，记录并汇报异端言论的工作。这种种因素符合被选作卧底的条件。而谭金水，在反右之前曾被开除团籍，在肃反中因“思想反动”被整肃，在鸣放中也曾发表“反动”言论，从各方面看，谭都不具备组织信任而被派做卧底的条件。谭金水性情怪异，对人戒备心很强，张元勋回忆：谭金水在第五次与他见面时才告诉他自己的真实姓名。加之他不轻易露面，行迹无常，这在当时波诡云谲的环境中，很容易使人怀疑其身份。但这不足以证明他就是卧底。令张元勋认定谭金水是卧底的重要证据是陈奉孝怀疑内部有卧底，单独约了谭金水和赵清两位同学在香山见面，结果第二天有关方面就知晓了会见的情况，并知道赵清说了什么，因而判断是谭金水告密。

综合上述材料，笔者推测，谭金水在鸣放中，因认同“百花学社”而积极参与。反右开始后，他是被批斗的重点人物。很可能，他在整肃中被策反，答应向组织汇报。至于他何时被策反，除了他本人和策反者，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清楚。为了脱罪，他把之前所知道的百花学社情况做了彻底交待，获得了从宽处理。谭金水当时逃过了牢狱之灾，后来的境遇不得而知。吊诡的是，洪允楣承担了“卧底”角色，结局仍然苦涩。他不同意激进同学的很多观点，但也不赞成左派的打棍子扣帽子，于是组织了非左非右的社团“探索社”，试图探索中间道路。然而，在反右的高潮中，洪允楣仍然被划为极右分子。

右派获得改正以后，社会舆论对当年的卧底和揭发行为，压力不小。这可能是陈奉孝多次吁请谭金水说明真相，均被谭金水回避的原因。这就形成了不易理清的谜团。笔者曾经试图联系谭金水和他的同学，希望了解他当年和后来的境况，除了解到他在文革后任教于上海某职工大学外，未获得任何线索。

关于谭金水之谜，或许永远不得其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