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读书|左宗棠经世致用的经济思想

阿里

有清一代，经世致用之学日益兴盛，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前后。在推崇和实践经世致用之学的人中，左宗棠是颇具特色的一个。不管是在早期作为一介贫儒，还是在后期作为一位名震遐迩的中兴大臣，在他身上一直明显体现出经世致用思想。本文拟对左宗棠经世致用的经济思想作一评论。

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年）创办我国第一个近代造船企业福州船政局；同治十二年（1873年）创设兰州机器局；光绪四年（1878年）创办我国第一个近代纺织企业兰州机器织呢局。另外，在开矿、制糖、水利、有线通讯、对外贸易、企业创办等诸多方面左宗棠均有不少独到见解。其经世致用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富国利民思想

左宗棠创办的几个大型企业都是官办企业，以军事目的为主。在创办时左宗棠并不仅仅是为解军事上的燃眉之急，他还从经济这个角度作了通盘考虑。他主张，造船企业不仅要使“漕政兴，军政举”，而且要使“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要“纾国计利民生”，使造船企业兼具为军事和经济服务的功能。

兰州机器织呢局创办的主要目的是“以浚利源，阜民即可裕国”，使“甘人自享其利”。左宗棠在任陕甘总督时兴办“利民实政”，认为“为政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由此可见，富国利民是左宗棠创办近代企业的指导思想之一。在左宗棠的从政生涯中，这一思想贯穿始终。直到他临死前一年，即光绪十年（1884年），他还上疏建议自办近代制糖企业，使中国蔗农能“自享其膏腴”。

洋务派首脑之一李鸿章直到1882年创办机器织布局时方明确提出“富在民生”的观点。发展民族工业和企业商办思想在船政上，洋务派内部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是主张买船雇船；一是主张造船。李鸿章反对造船，认为“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1881年，李鸿章奏请朝廷饬令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停造轮船，原有设备作修船之用。

左宗棠则认为，自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著”,“雇募仅济一时之需，自造实无穷之利也”。因为办船政局“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向授受，为永远之利”。在掌握了造船技术，建立了自己的机器制造业后，便可“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故左宗棠得出结论：“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对于洋务派的这两种不同观点，我们应作客观分析。

李鸿章的主张，对于尽快建立一支拥有坚船利炮的海军无疑有其合理性；而自造轮船不仅速度慢，质量差，而且花费不菲。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李鸿章的主张主要是着眼于军事和眼前利益；而左宗棠的主张则主要是着眼于全局和长远利益。若将中国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作为一个因素加以考虑的话，那么左宗棠自造轮船的主张显然具有进步意义，这对中国近代造船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的创建和长远发展是有益的。

洋务派自19世纪60年代兴创办军用企业之风后，70年代又陆续开办了不少民用企业，其主要形式是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在这种官商结合的企业中，往往是商受制于官，衙门作风和贪污腐化严重，基本上是一种封建的经营方式。故这些企业往往亏损严重，处于倒闭或半倒闭状态。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就是一个长期亏损的典型，在遭受英国怡和、太古洋行的排挤而陷于不断赔本、濒临破产的情况下，李鸿章也绝不鼓励本国商人创办轮船公司去同外商竞争。

左宗棠因长期军务在身，在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方面实绩不多，但他对民用企业创办问题十分关心。基于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暴露的种种弊端，他主张“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他认为“若由官给成本并商之利而笼之，则利未见而官已先受其损，盖商与工之为官谋，不如其自为谋。其自为谋也尚有工与拙之分，其为官谋更可知也。”那么，应当怎样从官办或官督商办过渡到商办呢？

左宗棠主张：“惟以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如官倡其利，民必羡之，有的实之户不搭洋股者，呈资入股，应准承课充商。官本既还，止收岁课，不必派员管厂。”左宗棠的企业商办主张，在当时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它既可排除封建官商恶习，鼓励、促进民族资本的产生，又可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国资本的经济侵略。

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势力还相当弱小，若由其自筹资金开办近代企业，则必定困难重重。外有廉价洋货的竞争、排挤，内有封建势力的阻挠，要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汪洋大海中和在列强经济侵略的冲击下立脚，殊非易事。如先由官办，以后逐步转为商办，政府给予一定的扶持，像日本明治维新后政府对民族资本的大力扶持一样，则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将有较大的发展。遗憾的是左宗棠的企业商办主张并未成为国策。振兴民族商业思想左宗棠生活的时代，正是外国资本主义对外，也包括对中国大肆掠夺、侵略的殖民主义时代，被掠夺、侵略的国家面临着民族工商业被无情摧残的严峻现实。

不少有识之士，包括左宗棠都清楚地看到了这点。左宗棠在筹办船政局的奏折中，分析了发展自己的造船业与振兴民族商业的内在联系。他指出：由于准许洋船在中国沿海各港口通商，特别是在北方运载货物行销南方各通商口岸，致使“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货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愈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浸至歇其旧业。”商人的破产，直接影响到中国商业的发展，特别是“滨海之区，四民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阙圆萧条，税厘减色，富商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

洋船的竞争和排挤，还使得中国的海运业受损，以致“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因此左宗棠极力主张设局造船，以使“海关之税旺”“商民之困纾”。目睹外商在中国贱买贵卖、巧取豪夺的卑劣行径，左宗棠极表愤慨。

他指出：“外洋通商以来，岁购红、白糖数十万石，民当增富；讵农日加勤，其贫犹昔，考厥缘由，证诸西艺，盖中国贫农制器不精，煎熬失法，不能与外夷比，……今外夷互市，彼精我粗，彼巧我拙，虽购华糖，并非自食。香港等处已广设机厂，提红糖变为白糖，以其半载回彼国，半仍卖还华商，皆获重利。”为此喟叹曰：“中国贫农之辛苦，不能自享其膏腴，岁产徒饶，利权外属，无如之何。”为此他建议派员考察美国制糖之法，引进外国制糖技术和设备，自办糖厂，使中国制糖工业摆脱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的状况，掌握蔗糖外销利权。

左宗棠的振兴民族商业思想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维护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权益，抗衡外商；解决清廷的漕运、财政问题；发展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在外国资本的经济侵略威胁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历史背景下，左宗棠的振兴民族商业思想有着鲜明的进步意义。

由上可知，左宗棠从政以来体现出的经世致用思想，较之从政前更有深度，更有现实性。之所以如此，一是左宗棠的经世致用思想与当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和主张有着紧密的承继关系。

在发展民族工业方面，左宗棠与魏源的主张非常相似。魏源主张造船厂除造军舰外，也可造商船；火器局除造军火外，“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在主张企业商办上，左宗棠与魏源不谋而合。魏源主张“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左宗棠自认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继承者，他在光绪元年为魏源的《海国图志》重刻而作的序中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魏源提出了这一思想，但未能付诸实施。左宗棠不仅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加以实践。

二是左宗棠经世致用的经济思想，与同时代的一些倾向于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洋务派人物的经济思想相互影响。如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他们反对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思想，王韬提出“恃商为国本”的“商本论”；薛福成提出“工基商纲论”。这与左宗棠振兴民族商业思想颇为相近。郑观应是个由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本家，“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这与左宗棠维护民族工商业利益，禁止外商在华的非法贸易，扶持民族工商业同外商抗衡的思想基本一致。

在企业商办上，左宗棠与王韬的见解相同。王韬指出开矿“官办不如商办”，要允许“民间自立公司”。综上所述，左宗棠经世致用的经济思想在鸦片战争前后那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社会迫切需要改革或改良而又没有明确目标的复杂背景下，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特别是作为洋务派首脑之一，作为名震朝野的重臣，其经世致用思想便益发的引人注目。

左宗棠的经济思想，是在经世致用之学的基础上，在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和行为的深刻影响下，在外国列强的侵略日益加剧的历史背景下，在洋务活动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作为一个驰骋疆场半生，在英勇抗击沙俄和法国侵略、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获得卓著功勋的清廷重臣，能有经世致用的思想和经济方面颇有见地的主张，确是难得。尤其是其前半生的坎坷经历和科举场上的屡屡受挫，使他的经世致用的经济思想具有较多的民本主义和爱国主义因素。当然，同样应当强调的是，左宗棠终归不是一个思想家，也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既未形成体系，也无法摆脱封建制度的桎梏，在当时的历史进程中，因此并由于其他的一些原因而未产生重大影响。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将左宗棠视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

【来源：《船山学刊》2000年第4期。作者为曹卫平，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