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君莫轻言备战

阿里

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和平年代，可以发展东南沿海，如果到了战备时代，就要发展中西部内陆。东南沿海是“和平”的受益者，而内陆地区反而可能成为“战备”的受益者。

一些人唱好川渝地区，就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姑且不论现代战争还有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前线”和“后方”，即使持传统地缘视角，当我们认真回溯历史，也知道“备战利好内陆”的说法站不住脚。

的确，川渝地区在20世纪曾经承接过两次来自东部的重要战略转移。第一次是在抗战时期，大量下江的工厂从川江撤退到大后方；第二次是从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建成了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攀枝花钢铁基地两大基地、成昆铁路，和一系列的军工项目。这两次转移，当然给川渝地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然而，站在一个更长的历史尺度来看，四川的发展，真的是靠这两次转移打下的基础吗？

先来看抗战时期。抗战时期的这一波大转移，当然大大增强了四川盆地的工业实力，尤其是重庆在短时间内，膨胀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之一。然而，抗战时期四川经济真的繁荣吗？显然不是如此。四川作为“大后方”省份，承担了最大规模的征粮、征兵、基建需求，光是川军就有300万上战场，伤亡64万之众，比起四川在战争时期付出的巨大代价和牺牲，所谓的“工厂西迁”的经济价值是完全不对称的。更何况这些内迁的工厂，绝大多数战后都迁了回去，四川也没有得到什么。

一个基本常识是，只有隔岸观火（或者作战远离本土）的国家才可能“发战争财”，战争当事国的任何大区域，都很难从战争中得到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利益。

再来看“三线建设”。“三线建设”对重庆和攀枝花的工业化，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攀枝花甚至是因“三线”而生的城市。然而，“三线建设”毕竟纯粹为战备服务，大部分分布在山区，并非四川所有地区都接收了“三线项目”。对于四川而言，“三线建设”带来的项目搬迁和人口迁入，在短期内甚至还加重了自身给城市居民供给商品粮的负担。一部分“三线厂”后来的确转型为四川工业的骨干，但大量的“三线厂”效率不彰，甚至在九十年代以后早已破产倒闭。把四川的工业化完全归功于“三线建设”，显然是片面的。

在“三线建设”之前，中苏曾经有过“蜜月期”，苏联援助了中国156个重点项目，其中11个在四川，有5个电子项目都设在当时几无工业基础的成都，奠定了成都成为电子工业重镇的基础。1971年以后，中美破冰中国和西方关系缓和，1973年国家计委又实施了引进发达国家成套设备发展化肥、化纤产业解决“吃饭穿衣”问题的“四三方案”，这一方案26个成套项目中3个在四川，分别是四川化工厂、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和四川维尼纶厂，占比超过全国项目总数的十分之一。由是观之，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四川工业发展，也绝不只是源于“三线工程”的战备需求，而是有很多外来援助和引进外来技术的成分。

事实上，就全国而言，进入七十年代之后经济形势的全面好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结束了和美苏两线同时对峙的紧张状态，对美国和西方由“备战”模式切换到合作模式。四川经济实际上是这种切换的受益者。国际形势的缓和，给四川发展带来了新项目；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更让四川成为经济改革的先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四川是“包产到户”的模范省，也是全国率先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地区，农业工业两开花，四川在1980年成为当时的中国经济第一大省，靠的绝不只是战备，更是靠改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川渝地区经济显得相对疲软了，但这绝不意味着川渝是和平年代的“受害者”，只是东南沿海在和平时代受益更多而已。大兴战备，对四川经济或许的确曾有一定的正向效应，但从长时间来看，恐怕这种正向效应很有限。然而，处处以备战为先，给东南沿海，尤其是浙江、福建经济，那造成的是根本性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之后，浙、闽、粤、苏等省所得到的“和平红利”，和四川在改革开放前的“战备红利”相比，那是大了不知道多少个数量级。

很多人一谈沿海的发展，就说“不过是中央给的政策”。但正如我反复说的那样，政策固然重要，还有一重因素也不容忽视，中国最先在全球产业链中承接的就是钢铁、石化、纺织等较重的行业，这些行业对运价很敏感，只有沿海地区才有比较优势，就算中央给沿海和内陆一样的政策，内陆搞这些行业也没有成本优势也没法参与全球竞争。所以，沿海“先富起来”，是有深刻的经济地理逻辑的。

但进入到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尤其是汽车、电子等工业的兴起，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从某种程度上站在了工业的同一起跑线上。过去二十多年，川渝地区是沿海高附加值的汽车、电子制造业最重要的转移目的地。到2023年，四川省出口额排名全国第七，重庆市出口额排名全国第十一。虽然深居内陆，川渝却是中国和世界市场联系最紧密的地区之一。从惠普到戴尔，从英特尔到富士康，从福特到丰田……川渝地区是过去二十多年来全国吸引外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来自东南沿海的腾讯、华为、蚂蚁、吉利等企业，在川渝地区设置重要的研发中心、业务单元，外地资本也为当地经济注入了巨大活力。从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成渝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西部的经济高地，良好的外部环境，大量外资和东部资本的进入，是至关重要的原因。

川渝经济在过去二十年里的快速崛起，从根本上源于开放，源于市场经济，而绝不是也不可能是源于所谓的“备战预期”。对四川而言，备战意味着付出，和平才有真红利。当今世界纷繁复杂，“安全”当然是绕不开的问题。但我想表达的是，“安全”的本质是“兜底”，把“兜底”当“利好”，这样的鼓吹还是少一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