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高层的悲惨结局

阿里

慈禧在出逃的途中，就对军队下达了剿灭义和团的指令。义和团被灭了，那义和团的高层（被慈禧任命为义和团总指挥者，或朝中力挺义和团的大臣）怎么办？

慈禧任命李鸿章等为代表，与八国联军进行谈判，外国人的条件是，义和团要灭，义和团高层也不能放过。

这是件很头疼的事，但慈禧不予以果断处理，她回北京的路就难以打通。老太婆狠了狠心，终于出手了。这就是慈禧，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一点，她比梁山泊人可牛多了。

1901年2月，慈禧下令：庄亲王载勋赐令自尽；毓贤正法；刚毅已死，追夺原官；甘肃提督董福祥等亦一一获罪。

八国联军不为所动，他们认为清廷对端亲王载漪和辅国公载澜的处置太轻。一星期后，慈禧再次下令：载漪、载澜监禁侯决，其后减为发配新疆，永不赦免；刚毅虽死，但仍要给予儒家文化中最重的刑罚，即开棺戮尸；赵舒翘、英年二人，则赐令自尽；军机大臣启秀和徐桐的一个儿子，在北京处决。与此同时，反对义和团并被处死的袁昶、许景澄等大臣，平反昭雪。

有意思的是赵舒翘这个人，慈禧很想保护他，可八国联军坚决不干。不知是慈禧策动的，还是赵舒翘本人真有那么多的民意支持，总之西安有数百人联名保他，而他本人也一万个不想死。可慈禧的胳膊拧不过八国联军的大腿，最终还是将赵舒翘赐死。

赵舒翘心有不甘，便以拖待变，等来新生的机会。结果，死了若干回，遭了很多罪，都没能自尽成功。负责监刑的官员等得不耐烦了，就用厚纸浸于劣性酒中，然后塞入其喉管。一回没死，二回没死，赵舒翘的命真是太大了，前后连续折腾五回，监刑官才将其闷死。

同样是死，何必这么遭罪而去呢？你看看人家张荫桓，面对死刑的时候，就特别的大丈夫。

临刑前，张荫桓还画了两页扇面给他侄儿，画好了，振了振衣袖，走上刑场，然后对刽子手微微一笑：“爽快些！”随之从容而去。这种死，同样不失体面与尊严。

回到正题，我们再说说庄亲王载勋（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后代）之死。载勋与家人住在山西南部的蒲州官署里，钦差葛宝华奉旨而往。

葛宝华到了以后，先与载勋见了个面，什么也没说，就面色凝重地走了。葛宝华的意思也很明显，就是看看庄亲王，是不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等待圣旨。

知道自己的目标没有跑，葛宝华就退出去查看房子，他见庄亲王的屋后有一座古庙，就走了进去，并在那里选择了一座空屋。一切准备就绪后，葛宝华命县府带兵在此弹压，他去见庄亲王载勋。

见了载勋，葛宝华依旧面色凝重，说：“你跪下接旨吧。”对于一个亲王来说，这是很不客气的话了。然而，载勋并不急着跪下去，而是怀着忐忑之情问了一句：“是要我的脑袋吗？”

葛宝华手里有圣旨，就等于有了尚方宝剑，他不屑于回答罪臣的任何问题。见葛氏不答，载勋已经知道结局了，他只好跪下去接旨。听完赐死的诏书，载勋要求与家人诀别，葛宝华答应了。

载勋的儿子得知一切后，早已是泣不成声；载勋的两个妾因恐惧而晕倒。当时，可谓是一片凄厉之声。载勋完全没有赵舒翘的那种婆婆妈妈，他推开家人，问葛宝华：“在哪里死？”

葛氏说：“王爷愿意到背后的空屋里来吗？”载勋跟到那里，见房梁上已悬挂好了绳子，遂对葛氏说：“钦差大人想得真周全呀，可赞。”说完，就自尽了。

下面是英年之死。

这个胆小如鼠的人，在与家人告别的那一夜，大哭不止。随后，他被带到西安临时的刑部监狱。第二天，正值元旦，人人都忙着过年，没人去看他，他就终日以泪洗面。哭到半夜，戛然而止。天亮时，他的下人见他卧在地下，满脸污泥，已处于半死状态。这时，赐死的命令尚未下达，英年先就吓死了。可怜可叹。

毓贤之死，似应特别引起我们的关注，毕竟他是义和团的伯乐嘛。当力挺义和团的大臣，一个个被处死的时候，毓贤正带病行进在发配的路上。

他一路走，一路哀叹自己命运的不济。他没有想到，还有比这更坏的，他还没到发配地呢，要他老命的圣旨就追来了。毓贤接罢圣旨，顿时面无人色，这与此前他在山西巡抚任上的凶狂表现，判若两人。

上刑场时，毓贤已不能自立行走，只得由人搀扶。当天下午一点，毓贤身首异处。毓贤为官残酷，那是出了名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毓贤为官廉洁，死后贫无一钱，入殓时竟无一件新衣可穿。

最后说说启秀之死。

启秀与徐承煜一同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时间为1901年2月的某一天早晨。启秀听完行刑的命令后，问：“谁的命令？”刽子手回答说：“圣旨来自西安。”启秀坦然道：“是太后的旨意，不是洋人的意思，我死而无怨。”

启秀真是个头号愚蠢的奴才，要你的老命，这不是洋人的意思，难道还是慈禧的意思不成？慈禧杀完这几个支持义和团的大臣，她回京的路也总算是铺平了。

暴民自然是很坏的。但暴民从何而来？专制像笼子，关进去的是良民，放出来的是野兽。

有责任心的计划者会想，我们在笼子里完成教化吧。那固然好，但如果这时野兽把笼子咬坏，这有责任心的计划者，要不要帮助把笼子修好呢？瞧，用心高远，有时也会令人小则尴尬，大则忘记本意，做出奇怪的事。

何况暴民也有进化或堕落。使帝国崩溃的大叛乱，即使考虑到越往前越记载不详的因素，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糟糕。

陈胜、刘邦造反的时候，未闻有疯狂的举动。绿林赤眉，颇有草莽英雄的气概。到了黄巾，虽然有一点荒唐了，但对社会的破坏，还赶不上董卓、李郭之乱。

隋末之乱，既有张金称的所过民无孑遗，孟海公的“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也有窦建德的释张玄素，用王琮。到了唐末黄巢，杀人就很随便了，可谓一代不如一代。

最糟糕的情况，还属明末。那种国家权力，经历了一千多年，已把社会浸透了，改造了；当它堕落时，整个社会也一同堕落，它腐烂时，从天南到地北，社会生活的每个地方，一齐发出臭气来。

那时的合格暴民，不仅反贪官，反皇帝，也反社会。在他们眼中，可恨的很多，可尊敬的几乎没有，不乱杀乱抢，还指望他们做什么呢？

民之初起，大约如古歌里说的，“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寻个生路而已。至明末，某地变兵的反诗里说，“大户积钱还我债，小民养女是吾妻”，已是虎狼口吻了。

后来再有进地，至多如洪秀全，沐猴而冠。洪秀全曾梦见无数天兵将，进贡宝物，在他面前纵横排列，使他满面欢容，这大概就是一个阶层的顶高幻想吧。

有点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

不只是平民。权力腐蚀社会，掌权者首当其冲。古代社会的平衡，靠着多种社会关系；每一朝代，早期的官员，尚在文化或宗法上有自信，几代之后，只好越来越依赖强力，有暴君而有暴臣，有暴臣而有暴民，最后打个遍地瓦砾，剩下些得了失记症的幸存者，白手起家，恨不得从石器时代开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曾有人恭维这种循环为超稳定呢。

如将千年挤为一瞬，看到汉唐和宋明也没什么大区别，确实是超稳定，中间死于非命的千百万人，尽可忽略。

古代的集权制中国，亡于乱，也兴于乱。这不仅让人赞叹国家这样一种组织，仿佛有人格，有智慧，它将自己的失败化为社会失败，将自己的死亡化为天下大乱，然后借此重生——它死亡时，将整个社会拖入极端的混乱，使人民欢迎任何一种秩序，哪怕是过度的秩序。

然后，正如我们看到的，帝国又在人民感恩戴德的欢呼声中凤凰涅槃了。

一种制度恶化，总要激发出人性的恶来。是前者借后者洗清自己，还是后者埋葬前者，抑或两者互济，涉及到太多的因素，谁也没办法预先分析吧。

有道德感的人，面对明末的痛史，往往为难，便是想象自己为当时的人，而上知三千年，下知三百年，怕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如果一个明代人带着全部知识，回到汉唐，他是什么也做不了的。假如一个当代人回到明末，面对那堕落和混乱，是否能做什么呢？

在那种乱局中，他可以大声疾呼，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可以冷笑不语，以对得起自己的智力。不论哪样，那结果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或许，这个当代人能够又向前旅行一百年，游说正德、嘉靖时代的士大夫，携带着真正外部的知识，他能否来得及改变些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