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岛核废水排放危机，看公众科学的困境

阿里

撰文｜潘隆斐
8月24日，日本开始向太平洋排放福岛核电站的核废水，同日，中国海关总署发布消息称，自24日起，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在中国的民间，出于对核污水的担忧，国内生鲜海产品消费直线下降，甚至有渔民在直播间与网友争论自产海鲜的安全问题时直接情绪崩溃；为了防止核污水污染海盐后无盐可食，抢盐运动也达到了一个小高峰，以至于，中盐集团特意发布声明指出，中国的食用盐以井矿盐为主，目前的“食盐储备供应充足”，“源头可追溯，质量安全有保障”。

公众的过度反应几乎是再正常不过，一概地进行否定也许并不可取，这种反应源于普通公众与专业人士在面临专业问题时的信息差，这种沟通不畅，几乎是专业化程度极高的现代社会无法避免的问题。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潘隆斐曾经的一篇文章中，曾以2011年福岛事件为例，分析了福岛事故发生后不久的公众科学运动，即公众亲自参与相关研究与规范制定的热忱的兴起。最终，潘隆斐无奈地指出：公众科学因为专业性不足而得不到职业科学家的认可，其研究的客观性也值得怀疑，难以形成实质性的监督，往往只能沦为社会的情绪发泄渠道。

而在今天的“大科学”时代，如何引导公众科学，处理各种环境、食品安全等信任危机，也许这是个超越了本次核废水排放事件的更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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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之后，世界进入大科学时代，政府和资本逐渐开始在科学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学的客观性和中立性。由于公众与科学家之间存在明显的知识差距，公众难以在科学问题方面进行质疑和讨论，而科学家一旦为利益丧失自身的公正性，将造成公众的巨大损失。为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呼吁公众参与科学知识生产，以实现对于科学家的监督。在此之后，公众科学逐渐在先发工业国发展成为一种社会监督机制，在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等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

然而，公众科学在监督层面存在明显的困境，它成为了一种社会“减压阀”，却在监督层面举步维艰，日本的福岛核危机事件可谓其中的典型案例。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宣布计划将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水排向大海，这一决定迅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尽管日本政府认为，向大海排放处理后的核污水是安全且符合科学标准的，具体处理方法也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支持。[1]但日本政府的计划依然受到了来自国际和国内社会的广泛质疑。核泄漏后不久，日本政府即制定了一系列有科学依据的食品安全标准，并开放了辐射地区农产品的销售。但日本国民却对官方食品安全标准进行了消极抵抗。日本国民利用公众科学的方式监测食物中的辐射物含量，参与核安全相关知识的生产，表达对于政府核安全政策的不信任，但并未能实现有效的监督。本文将深入剖析公众科学运动在实践过程中的困境，并探讨如何超越当前的监督困境。

一、公众科学的兴起与发展

公众科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发达工业国发起的倡导公众参与知识生产、监督职业科学工作者的活动，其哲学基础则来源于对科学知识客观性的怀疑。在理想状态下，科学研究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家具有追求真理的崇高道德，科学研究成果是基于当前证据和研究方法的一种客观呈现。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科学家作为人就一定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科学研究作为一种由人主导的实践活动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的影响。早在1931年，苏联物理学家鲍里斯·赫森(Boris Hessen)即在伦敦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学上提出了牛顿的科学研究工作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的“赫森论题”，阐释了科学研究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但并未在当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自然》（Nature）杂志甚至在当年撰文批评苏联学者的观点，认为这是在赞颂民众而贬低天才，是一种牵强的科学发展的意识形态解释。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赫森论题”又重新受到重视，李约瑟在1977年的第十五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的开幕式讲话上回顾了苏联代表团的重要工作，并盛赞相关观点的开创性意义。[2]思想界观念的转变并非凭空而来，科学研究活动显而易见的社会化造成了这种思想的转变，印证了“赫森论题”的深远洞见。

在20世纪50年代前的“小科学时代”，科学还主要由科学共同体本身主导，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小，科学研究主要是由科学家的求知兴趣主导的，科学对于社会决策的影响仍然有限，“赫森论题”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科学社会学鼻祖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就持有典型的实证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知识具有特殊的地位——“特定的发现和发明属于科学的内部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那些纯科学因素以外的因素无关。”[1][3]20世纪50年代后，科学研究的组织方式受美国“曼哈顿”计划的影响而彻底改变，人类进入“大科学”时代，政府和资本开始影响甚至主导科学研究，科学的价值中立受到了严峻挑战。同时，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愈发依赖科学研究，科研成果会直接影响食品安全、环境安全和医疗健康等相关的公共政策制定，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由于科学研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基于科学研究的公共政策讨论也开始精英化并将大众排斥在外。在科学研究层面，公众掌握的知识和信息显然和科学家群体存在巨大差异，这天然造成了公众和科学家在认知层面的不平等。理想状况下，在面对与公众相关的科学问题时，科学家应当从科学立场出发，给出价值中立的具有客观性的研究结论，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上世纪美国蔗糖工业企业对于哈佛大学等高校的研究资助成功地将脂肪归结为冠心病的罪魁祸首，这些研究成果塑造了一代美国人的高糖饮食习惯，造成了巨大的健康风险。[4]上世纪50年代末，在制药企业的公关压力之下，欧洲和日本的药物监督部门的科学家忽视了沙利度胺明显的神经毒性而批准其作为抗妊娠呕吐反应药物上市，最终造成了大量新生儿畸形的悲剧。[5]类似的案例在先发工业国并不少见，因而公众对于科学家缺乏信任并非单纯源于认知层面的不平等。在“大科学”时代到来后，科学研究愈发依赖政府和资本的资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学家群体的公信力。科学家不再是独立的知识创造者，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自然也就饱受质疑。

在科技精英开始逐渐垄断一部分公共政策的制定权后，先发工业国出现了对于这种现象的担忧。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甚至在其离职演讲中发出了“公共政策本身可能成为科学技术精英的俘虏”的著名警告。[6]在此之后，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和科学学家大卫·普莱斯的《小科学，大科学》（1963）先后出版，在思想界引起了极大震撼，认为科学具有社会建构特性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也在随后逐渐诞生。20世纪70年代开始，科学的权威性开始广受质疑。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呼吁“科学民主化”，因为科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是开放而不确定的，怀疑精神也是科学的基本精神。[7]一方面，科学不代表真理，科学史就是一部科学认知不断被颠覆的历史；另一方面，与权力和资本关系密切的科研机构的公正性也遭到质疑。虽然怀疑合理，但科学权威在决策层面拥有无以伦比的知识优势，而民众的怀疑在这样的知识优势之下则显得盲目。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公众科学应运而生。可以说，公众科学发起的社会基础就是反权威化的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

科学共同体内也存在支持公众参与科学的声音。以生物化学家埃尔文·查戈夫（Erwin Chargaff）为代表的绅士科学支持者主张自然科学爱好者像笛卡尔、牛顿、莱布尼兹、布丰和达尔文那样参与科学研究，他认为主导科学的应该是“业余爱好而非被金钱左右的充满偏见的技术官僚”。[8]而科学家所呼吁的公众参与科学和公众科学并不能混为一谈。范发迪认为，公众科学并非大众科学、业余科学和科学普及等相关项目，它自身具有绕不开的政治属性。[9]公众科学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寻求更精确的知识，而在于公众通过参与科学知识生产来监督职业科学家，防止职业科学家因政治或资本因素在涉及公共问题的科研中丧失中立和客观的立场。因此，在思想界积极呼吁公众科学的同时，先发工业国出现了一系列与公众科学相关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多与食品安全、卫生健康、环境保护等领域的研究息息相关。公众进行非官方的知识生产，并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与职业科学家和决策者对话，通过理性探讨质疑公共政策的合理性，监督政府科学家的科研活动。

二、公众科学的三重困境

公众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有接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在先发工业国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减压阀作用。然而公众科学在实际的公共事务决策中却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技术造福人类。2017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公众科学研讨会已经深刻讨论了相关困境。凯文·埃利奥特（Kevin Elliott）和乔恩·罗森伯格（Jon Rosenberg）将当前公众科学的核心困境总结为三点：第一，是缺乏构建研究假说的能力，只能在他人的框架下收集资料来印证他人的假说；第二，科研方法和水平一般；第三，公众科学参与者往往有政治诉求，很难保持客观公正的状态。[10]

首先，公众科学行动者并不具备构建假说的能力。现代科学研究是由假说和实证构成的，构建假说的能力来源于严谨的科学训练，公众科学行动者并没有能力提出假说框架。公共政策中常见的环境评价标准、食品安全标准和公共卫生标准本质上也是基于现有数据的假说，这一假说的基本逻辑即人类在这一标准之下是安全的。公众科学行动者能够验证某些测量指标是否符合标准，却并无能力制定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科学精英的研究是否中立，公众科学都难以真正的参与知识生产。假设科学精英的研究成果受社会影响较大不够中立，制定了不适当的科学标准，公众科学行动者也只能质疑标准的合理性并试图找出能够证伪该标准的反例，但公众科学行动者并没有能力制定新的标准，最终关于科学标准的解释权依然归属于科学精英。假设科学精英的研究成果是高度中立的，并且制定了严谨的科学标准，公众科学行动者依然有权力质疑标准，但他们的质疑在此时就与谣言无异，会助长公众的惶恐。

其次，公众科学行动者的科研水平比较低。职业科学家们普遍不认为公众具有进行平等科学对话的资格，公众科学的主要行动者是业余科学家和志愿者，他们的专业性显然与职业科学家相比具有较大的差距。现在科学的一大特性就是研究设备的专业化，公众科学行动者难以负担得起高额的先进科研设备，往往只能利用相对简陋的设备进行测量研究，这使得他们的测量数据难以精准。即使公众科学行动者使用与专业科研人员相同的设备，一旦他们的研究结果与职业科学家相悖，专业科研人员完全可以怀疑他们的研究方法不够标准。美国的公众科学组织曾经做过与专业科研机构分享科研设备的尝试。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查尔梅特市，公众科学组织从1990年起即开始监测当地美孚石油工厂的化工排放，但一直采用简陋的自制设备进行检测。2004年，美孚石油工厂开始与当地的公众科学组织共享检测设备以求得公众科学组织的认同，但公众科学组织仍然未得出与美孚的化工安全专家相同的结论，这使得公众科学的可行性饱受质疑。[11]在科学逐渐职业化的过程中，科学共同体内业已形成了自有的专业建制，科学家们可以通过论文和学术报告等业已存在的建制内的方式进行科学交流，却很难信任共同体外的非专业人士的研究成果。这样的学术交流机制是科研活动专业化的必然结果，事实证明公众科学行动者即使使用相同的设备也难以实现专业级别的科学研究。对于忙碌的职业科学家而言，大量涉猎公众科学的研究内容无异于浪费时间。这也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公众科学意在通过业余的科学研究寻求与职业科学家进行平等对话，消除知识不平等之下的决策不平等。但显然，公众科学的水平远远无法与职业科学研究相比，即使进行相关研究，依然无法与职业科学家平等对话。

第三，公众科学的研究客观性也同样值得怀疑。公众科学组织的资助者同样成分复杂，左翼环保主义者、关心健康问题的普通市民、宗教组织和企业都是公众科学组织的积极资助者，而这些群体的利益诉求显然是不一样的。公众科学的哲学基础就在质疑职业科学家的研究中立性，怀疑他们的研究成果被政治和资本影响。然而，公众科学的支持者同样可以是政治团体和资本，并不能因为冠以公众科学之名就认为它不会受到资本与政治的影响。公众科学运动的初衷在于反对将科学研究封闭于精英圈层内，让公众实现对于科学研究的参与和监督。然而，公众科学行动者的年龄、性别、种族、阶级，特别是教育背景，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否代表了公众？目前看来，公众科学行动者的主体人群是中产阶级，他们的诉求显然不能完全代表公众立场。[12]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具有相对优势，相比于就业对于生活质量更加关心，对于环境安全等问题容忍度较低，所以有潜在污染可能性的工业企业往往会是公众科学组织重点关注的对象。而对于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公众而言，就业显然更加重要，但他们的声音则被忽视了。中产阶级价值观主导的公众科学助长了反对科技发展的思潮。质疑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是一种典型后现代主义思想，在解构了科学精英进行公共决策的正当性的同时，公众科学并未能成功构建一个可行的决策体系。理想状况下，科技精英依然是公共政策的主导者，公众科学行动者的角色是通过参与知识生产进行决策监督。但实践过程中，由于公众科学行动者往往会将公众科学运动发展为反对科技发展的社会运动。现代工业的发展往往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发展工业的前提是将污染控制在安全范围内，这就需要严谨的环境安全检测。公众科学组织往往很难以与环境安全相关的专业机构达成有效共识，前者的标准是无风险，后者的标准则是相对安全，这使得公众科学组织难以作为“协商者”，而是常年充当“反对者”。这种永远的“反对者”的存在大大提高了行政成本，使得新建工业项目难以落地，既有工业项目运行压力增大，客观上造成了先发工业国的去工业化。

三、公众科学的社会实践：以福岛核危机为例

（一）福岛核危机中公众科学运动的合理性

与大部分公众科学活动类似，福岛核危机后的公众科学起源于对于精英科学家研究结论的怀疑。2011年3月11日，福岛核电站因地震和海啸发生了堆芯熔毁，造成了严重的核事故。在核泄漏发生后，日本政府试图迅速树立核泄漏后食品安全的权威标准，很快组织科学家制定了辐射的临时监管值，但作为政府标准的临时监管值却备受怀疑。一方面，日本过去的食品安全标准中并没有关于食物中辐射物含量的标准，在核事故发生后迅速制定的安全标准是否真的科学值得商榷。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制定的标准明显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食品辐射物含量标准和乌克兰等国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制定的标准。在没有充分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人们没理由认为日本政府科学研究机构迅速制定的较低安全标准是完美标准。与乌克兰不同的是，日本人多地狭，不能将有污染嫌疑的地区彻底封闭和废弃，所以难以制定较高的安全标准。同时，高安全标准显然会伤害日本东北地区农民的利益，进而影响选情。从日本政府的立场看，显然不能采用更高的安全标准，而日本科学界的立场显然与日本政府是一致的。日本的顶级专家往往毕业于著名公立大学，这些大学都曾经是旧日本的帝国大学，与日本政府有着深厚的渊源，这些著名公立大学与政府的旋转门向来是比较通畅的，这使得专家们有动机站在政府快速恢复经济的立场上得出结论。[13]虽然日本政府声称临时监管值是经过严谨的科学研究制定的标准，但这一标准相较国际标准明显降低显然有照顾日本国情的因素存在。虽然公众并没有与政府科学家相当的科研能力去论证临时监管值的合理性，但公众的怀疑显然是正当且有依据的。

即使科学家并没有站在政府的立场刻意设置较低的辐射安全标准，公众的怀疑同样有合理性。日本政府显然是将科学权威在短时间内形成的论断视为科学真理，忽视了科学具有不确定性的根本特征。日本政府确实组织了核安全专家和公共卫生专家来制定食品中的辐射物含量标准，这些专家显然在专业领域内具有常人无法比拟的专业知识。但科学并非绝对真理，且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短时间内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并不一定坚不可摧。科学的结论往往是根据现有的数据和理论知识得出的，是现有的最为理性而非完美的判断，因而一定具有不确定性。正因为科学的不确定性永恒存在，所以对于公共卫生专家的科研结论的质疑是永远有效的，政府科研机构的反对者也将强调科学的不确定性作为了一种常见的公共关系策略。[14]众所周知的是，日本自民党政府是新自由主义的拥趸。虽然福岛核泄漏后日本政府联合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了食品中辐射物含量标准，但这一标准是否完美依然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当前也并不存在权威的人体摄入被辐射物后的长期健康影响研究数据。关于辐射对人体影响的最全面和最长期的研究数据是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数据，这些数据是广岛的核辐射效应基金会主导收集的。但该基金会是战后美国政府设立的，其流行病学研究倾向于跟踪明显遭遇辐射的幸存者，却没有人体摄入被辐射物后的长期健康影响。一方面，该基金会设立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人类对于辐射的认识还比较粗浅，所以没有关注人体摄入被辐射物后的影响问题；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可能并不想扩大原子弹受害者名单而引起日本人民不快，所以并没有追加相关数据的研究。[15]即使日本科学家基于当前研究成果负责任地制定了核安全标准，摄入被辐射物质后的长期健康影响数据也是缺位的，这大大提升了这项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公众对于科学权威的质疑显然在逻辑和科学上都是成立的。

（二）福岛核危机中公众科学运动的困境

虽然福岛核危机中的公众科学运动具有巨大合理性，但该运动依然遭遇了公众科学的常见困难。在福岛核危机爆发初期，日本公众主要质疑的是日本政府制定临时监管值的科学性，但公众科学行动者却没有能力制定标准。有部分公众认为，日本政府制定较低的核安全标准是为加速经济恢复和减小自身的监管责任，随后爆发的铯牛肉丑闻间接证明了公众质疑的合理性。2011年夏天，有消费者发现所购买牛肉的辐射值远远超过临时监管值，这批牛肉被称为“铯牛肉”，其中一部分甚至流向了中小学餐桌。据日经新闻报道，大阪地区甚至检出了铯含量为临时监管值8.7倍的牛肉。[16]这一丑闻大大削弱了日本政府的公信力，因为日本的校园午餐向来以高质量闻名于世，甚至曾经一度是日本国民的骄傲。日本农业土地有限，食品成本相对较高，国民曾经一度比较瘦小，因此非常重视校园午餐。在政府的补贴和学校的精心安排下，日本校园午餐曾经一度是质优价廉的典范。日本的校园食堂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由学校承办改为外部承包。学校会给承包商制定餐饮计划，承包商则自行在市场上采购食材。在过去，日本的食品并没有遭受大规模核污染，平价食品也就没有太大的安全性问题。在福岛核危机之后，部分商家推出了高价的“无辐射食物”，这显然是外部承包商不可能承担得起的，而公众则希望政府能够出面为校园提供无辐射的食物。但政府代表给出的答复则是，即使摄入少量的“铯牛肉”，依然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较大影响。[17]政府对于辐射安全标准的认定前后不一触怒了部分公众，然而公众并没有能力制定辐射安全标准，他们希望在校学生获得完全无辐射的安全午餐，这显然是在经济上无法实现的。最终，双方只能各退一步，公众不能奢求无辐射校园午餐，而政府则必须对校园午餐的食材进行二次检测。

虽然政府承诺食品在学校进行二次检验，但公众并不相信学校核安全检验的可靠性。公众在海内外科学志愿者的帮助下开始进行知识生产，在科学层面与官方对话，诉求变得非常具体。第一，他们要求学校并不是只对做好的午餐进行抽样检测，而是检测所有用到的食材；第二，他们要求学校使用更加先进的探测仪器，伽马射线探测仪并不能探测到所有的放射性物质；第三，他们要求提升校园食品的安全标准，把辐射安全标准由40贝克勒尔/公斤提升到3贝克勒尔/公斤。[12]双方的核心争议显然是第三点，在没有充分科学研究的情况下，并不能确认哪一种标准更加科学。在政府掌握绝对科学优势的情况下，显然是政府标准在科学层面更加有说服力。为了收集更多的科学证据，日本民间组建了公众科学实验室，形成了公众的科学研究网络，他们试图通过非官方的科学研究来确定更加合理的核安全标准。然而，由于公众科学研究的水平依然有限，相关实验数据并不能影响日本政府的食品安全标准。

福岛核危机中公众科学运动的大部分诉求是合理的，但公众科学行动者显然也无法制定最合理的标准，他们只能抗议而无法建设，这一场社会运动也被迅速污名化了。由于校园午餐涉及的食品产业链过于庞大，日本政府并不想伤及这些食品生产商的利益，因而只能要求学校加强食品的辐射检测工作，这显然难以令抗议的公众满意。然而由于公众和专家之间存在天然的知识差异，公众的诉求被视为不理性。而公众如果不能拿出有力的数据和研究成果去反驳政府的言论，他们的担忧就只能被视为杞人忧天。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反对核能的社会运动由来已久。与全世界类似的是，反对核能运动的主要行动者是左翼环保主义政治团体。[18]而在右翼政府长期执政的日本，左翼政治团体往往被冠以非理性和暴力的印象。日本《警察白皮书》中直至今日都在使用“极左暴力团”的说法，充满了对于左翼社会运动的刻板印象。[19]由于公众的诉求和环保主义左翼运动关于核安全的诉求高度重合，这一社会运动被迅速政治化，被视为非理性的左翼运动，而这并非运动发起者的初衷。该运动的发起者主要是中小学生家长，他们对于政治的左右之争并不感兴趣，只希望子女的校园午餐能够更加安全。但他们的校园食品无辐射最终诉求又与左翼环保主义者高度重合，这使得日本的社交网络上出现了对于公众科学运动的污名化。

四、超越公众科学

理想状况下，公众科学具有认知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双重价值。认知正义层面，公众科学将弱势群体纳入了知识生产网络中，使得他们同样有权利了解知识生产的过程，并质疑知识权威，防止知识权威屈服于资本和政治以危害公众。程序正义层面，公众科学帮助普通人获得了参与一些公共政策讨论的合法性，帮助论证了他们诉求的合理性。然而，从福岛核危机后的公众科学案例中，我们却发现公众科学并没有起到它理想中的作用。一方面，职业核科学家并不承认公众科学的研究成果具有认知价值；另一方面，公众科学的讨论到最后变成了具体的核科学的细节探讨，而并没能真正有效地推动进一步的政策议题。

从公众科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公众科学的核心目的显然不是寻求更加准确的科学知识，而是监督涉及科学的公众事务。更进一步讲，公众科学本身想制约的并非职业科学家，而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调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这使得政府的核安全监管倾向于“合理”而非绝对安全。所谓的科学标准，是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成本之下以科学主义的外衣包装出的标准，并不能保证绝对安全。在政府将标准放低之后，如果想获得更高安全标准的食物，则只能通过公众科学的方式进行检测。这本质上也是政府退出之后的私人力量进入。在这一过程中，没有条件进入这一公众科学网络的民众则只能食用最低标准的食物，这无疑对底层民众而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残酷，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同时，新自由主义社会对于左翼社会运动的体系性污名化，导致公众科学远离政治议题，最终没能发挥足够理想的作用。日本福岛核危机后的公众科学困境并非孤例，公众科学发展近50年，在全世界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拥有构建假说能力的科学家往往在职业化的科研机构工作，这一点是公众科学参与者难以企及的。福岛核泄露后，公众科学参与者也同样难以制定可靠的核安全标准，只能在既有标准框架下检测验证，这并不能真正影响标准制定。在科研水平和方法层面，日本的公众科学参与者同样劣势明显，遭遇了职业科学家的质疑。在公众科学参与者的政治诉求方面，日本的公众科学参与者们则明显不同，他们试图尽量保持自身工作的中立性，避免与政治相联系，避免参与左翼的政治运动，与欧美公众科学参与者仍然有一定区别。但总体而言，全世界的公众科学工作似乎都陷入了探讨知识客观性的误区当中。

公众科学目前的思想困境在于，只质疑知识的客观性，却认为新自由主义渗透到科学研究当中是具有必然性的。在大科学时代，为科学研究提供支撑的主要是政府和资本，这使得科学家很难反抗政府和资本的意志。资本当然希望科学为商业利益直接服务，而如果政府的立场同样是尽量避免自身的社会责任，将一切交给市场，那么公众科学就只能沦为一种社会减压阀而非监督模式。公众科学要超越目前的困境，探讨重点不应集中于具体的知识客观性上，而在于遏制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化。在涉及民众健康的公共事务中，政府的主体责任一旦缺位，放任市场上的企业、行会、媒体等团体在市场环境下遵循“合理”而非“真理”原则主导公共政策，公众科学是难以实现监督和反抗的。在新自由主义之下，公众科学只能最终沦为社会运动去政治化的工具，最终压制社会合理化变革。知识不平等是难以消解的，公众科学将不负责人的与科学相关的公共政策归结为知识不平等显然是一直错误。在这个前提假设之下，似乎知识不平等必然造就压迫性而非客观性的公共政策。而实际上，这反映了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范式的一种根本差异。在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之下，社会规律具有普遍性；而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范式之下，社会规律是可以因社会形态而改变的历史规律。[20]在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下，政府并没有动力维持科学研究的绝对客观性。而历史已经证明，企业、行会、媒体、公共组织并没有能力对于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进行及时的监督，往往在各种力量的博弈过程中，悲剧已经酿成。只有政府将公众作为利益共同体，坚持科学为公众服务的原则时，才会虚心地接受公众科学所生产的知识，并与公众沟通协商。因而，超越公众科学困境的根本在于超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否则各个利益团体对于科学的认识必然难以摆脱相对主义，只能成为情绪的发泄渠道，却不能形成实质性的监督。

五.公众科学运动对我国的启示

“大科学”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科学研究的专业化，这使得普通公众难以参与科学知识的生产，更难以参与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决策。公众科学运动试图通过让公众参与科学知识的生产监督科学精英，防止科学技术的相关决策被利益集团裹挟。这样的尝试显然是有益的，而相关困境目前也是难以突破的。理解了公众科学运动的本源，就更容易理解新冠疫情爆发后先发工业国民间产生的各种关于疫苗甚至疫情的阴谋论。

在理想状况下，由专业人士进行科学决策是更加高效的。公众科学运动的困境已经说明，在科学研究愈加专业化的当今时代，理想化的公众科学运动只能作为社会减压阀，而不能直接帮助公众参与科技政策的讨论。需要防止的是科学研究被权力和资本所裹挟，失去客观中立。我国的科研活动大部分由政府主导，受外界扰动较少，需要担心的是地方的政府公司化竞争影响科学研究成果的中立性。改革开放后的财政分权体制和人事考核体制的变化推动了地方政府之间围绕经济增长展开竞赛，形成了地方政府的公司化运行模式，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推进城市化、建设基础设施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21]需要警惕的是部分地方政府公司化运营过程中的一些为了经济发展而忽视科学事实的做法，比如忽视地方生态压力盲目引进大量人口维持土地财政，甚至为有明显科技风险的企业“开绿灯”。2008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就是其中典型：石家庄地方政府在确认三鹿奶粉含有三聚氰胺后曾依然试图掩盖事实。地方政府本应对于食品生产进行基于科学主义的严格监管，但三鹿集团对于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GDP是考察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而食品安全却在当时没有明确的监管绩效。[22]因而地方政府在监管三鹿奶粉生产时放松，在确认三鹿奶粉毒性后的第一反应是公关。这一事件沉重打击了我国本土的奶制品行业，甚至一度影响了国民对于食品安全的信心。又如，近年来部分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当地互联网企业快速发展没有对相关企业进行充分监督，造成了巨大的数据安全风险。这种“经济第一，忽略其他”的做法与福岛核事故中急于恢复经济而引起巨大的核安全争议的日本政府颇为相似。

超越公众科学目前困境的关键在于超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总体而言，我国政府与先发工业国政府有根本不同，并未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但部分地方政府不尊重科学事实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忽视公众健康的做法也具有明显的新自由主义色彩。目前看来，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司化竞争模式仍然是推进经济发展中具有无可代替的作用，但其决策是否尊重科学仍需监督。中文互联网上对于科学相关决策的讨论已经非常接近公众科学活动，但这种讨论和其他公众科学活动类似，可以成为有效的社会减压阀，却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中央政府在引导地方政府的合理公司化竞争的同时，也要将尊重科学事实作为监督底线，防止新自由主义化意识形态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决策。
（作者潘隆斐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本文曾发表于2021年第6期《理论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