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宽带阅读：互联时代的阅读与思维

阿里

宽带阅读，意味着在每一阅读主题上，我们可从宽带网——尤其是英文互联网——获得相关的信息。以我的经验，与阅读相关的英文互联网信息来源，可得性最高且有足够可信度的，是维基百科英文版。我在2012年出版的《行为经济学讲义》前三讲里，特别介绍过一篇研究维基百科英文版编辑行为模式的报告，这份报告提供了相当充分的理由让我相信维基百科英文版的词条通常具有较高的可信度（Peter Gloor 2010 Analyzing the Creative Editing Behavior of Wikipedia Editors— Through Dynamic Social Network Analysis，《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此外，我读过一篇《文景》报道（2012年7月号，“百科全书死了，百科全书万岁！”），作者是“尼克”（经常撰稿），由诸如《自然》杂志这样的权威机构邀请几百位专家审阅维基百科的词条并与大英百科的词条对比，结果，前者的错误率与大英百科的错误率一样低（我记得是每篇四个与每篇三个的差别）。注意，以上研究结论不适用于维基百科日文版、韩文版或其它文字版（包括中文版）。维基百科词条的竞争（也称“协作”）编辑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词条内容的中立性与学术性。但如果没有数量极大的英文读者，仅仅竞争性的编辑制度，不足以为编辑们提供认真工作的激励。当读者群规模超过某一阈值之后，例如英文的维基百科，参与词条编辑的几千名认真的编辑和几十万名“打酱油的”编辑，可从这样大量的读者群获得足够高的激励，如果他们编辑的词条的点击率足够高的话。信息在互联网内的流动，服从“赢者通吃”、“马太效应”、或我更喜欢的名称“幂律”（power law）。宽带阅读的主流语言，我或许能够预言，由此决定了，将是英文。所以，英文读书群，将成为主流，不仅是英语世界的主流，很可能还是全世界读书界的主流。当然，这一预言还需要来自关于学术思想的涌现秩序观察的支持。

不论如何，今天，我们的阅读是宽带阅读。

据我观察，谷歌退出中国之后的这几年里，百度搜索的学术性内容也有很大改善，尤其是与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社会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的词条。我要指出，很显然受制于国内政治审查，百度百科的词条不能保持中立性。典型的例子是“四一二政变”，与维基百科的词条“四一二事件”相比，不难看到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

大致而言，不稳定的谷歌英文检索和稳定的百度中文检索，尚可应付我们的普通阅读。对于专业阅读而言，谷歌远超百度。目前，从国内主要的大学校园网，我们可接入几十个学术服务器。在北京大学校园网提供的三十六个学术服务器当中，我最常用的是 ScienceDirect，这是以前“北荷兰出版公司”旗下的服务器，全世界最大的学术检索引擎，截至2014年初，它提供的学术期刊大约2000份（北大订购的有2000多种电子期刊，访问年限从95年开始），以现刊为主（包括“forthcoming”的文章），但显然正在涵盖越来越远期的过刊（例如，以往的十年）。另一家学术服务器，就是著名的 JSTOR。在那里，大约有650份“过刊”，涵盖了最远可达三百年以上的过刊（例如英国皇家学会通讯）。

我的“宽带阅读”经验，从2003年开始，大约十年。这一期间，也是我在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教学最活跃的十年。据我观察，要适应宽带阅读方式，以往“应试教育”体制内我们培养的学生，能力远远不足。首先，他们缺乏关于“正确知识”的判断力。宽带阅读要求我们在人类全部知识当中，判断哪些知识最适合特定情境之内我们正在求解或思考的问题。这样的知识，我称为“正确知识”（the right knowledge）。怎样知道一项知识是“正确的”呢？如同一位拾金不昧的黑人女性在回答 Lerry King 的问题时说的：t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因为她不知道怎样论证她做的行为是正确的。根据 Michael Polanyi《Personal Knowledge》，许多知识，甚至人类知识的绝大部分，都是以这样的方式保存在我们的身心之内的，成为我们个体身心的延伸。

宽带阅读的宗旨就是开发我们关于正确知识的判断力。

至少，我懂得，宽带阅读如果现在未能取代那么将来必能取代我们脑内记忆功能的绝大部分，但无法取代成为我们个人身心延伸的知识。Ray Kurzweil《How to Create a Mind: the Secret of Human Thought Revealed》可以是我以上两行文字的参考书。

有鉴于此，当王烁希望我主持一次读书会的时候，我只能答应写一段如上这样的引导性的文字，让我们的讨论能够以“开发和维护我们关于正确知识判断力的阅读方法”为主旨。

关于正确知识的判断力是这样一种能力，它不需要知道知识模块的内部细节但可以大致正确地推测哪些知识模块在给定的特定情境之内是有用的。孙中山在论证他的“知难行易”说时，列举十例说明人类具有这一能力。例如，人类在懂得烹调学和营养学之前很久很久就开始烹调了。西方思想家懂得这一能力之关键重要性的，至少有伽达默尔和阿伦特。古希腊人，如亚里士多德，称这一能力为“Phronesis”（实践智慧），参阅我2013年出版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第5讲至第7讲。

宽带时代，我观察到的学生阅读方式，可分为三类。其一是追随社会时尚的阅读，很可能，这是目前中国青年人的主流阅读方式。其二是随机阅读，就是说，手边有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其三是老师让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绝不多读。在这三类阅读方式之外，我认为还有一类，是真正有学术潜质的阅读方式，以这一方式阅读的学生，数目极少，在我记忆里，屈指可数。但是我认为这一阅读方式其实不难，可以推广，我称之为“正确的阅读方式”。

正确的阅读，旨在开发正确知识的判断力。任何人类社会任何时期，在任何重要问题的求解过程中，总已经积累了一些正确知识。这些知识的阐释者当中，总有一些被认为是权威。正确的阅读方式，要求我们在任一领域内首先追随权威作者或知识的权威阐释者。张五常最近在他的四卷本《经济解释》“后记”里也特别关注这一阅读方式。他提醒大陆的学生，一定要读原典，因为那些阐释原典的作品哪怕写得很通俗，却无法传达大师们的思维方式，可是读书最重要的就是学会大师们的思维方式呀。用我的语言表述，就是学习大师们的判断力。张五常聪敏过人，连续听了六个学期艾智仁讲经济学，当然不为学习经济知识而是要学会如艾智仁那样思考。

林毓生是哈耶克的弟子，多年来，他一直提醒大陆学生，做学问，首先要服从权威，他称之为“内在权威”。他很少论证这一观点，因为他的论证最初来源于上面我引述的Michael Polanyi，这在他所处的思想传统里人人皆知，无需论证。因此，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学方法，就以研读经典为主，教授们只是博士生们研读经典的“环境”之一部分。

怎样的训练，可以使学生们在宽带阅读中尚未知晓详细内容就能判断知识是否为正确的呢？其实，这是知识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经济学研究定价问题。知识的经济学，研究任一项知识的定价问题。可是，知识定价的困难在于，买方在为一项知识付费之前不能知晓这项知识的详情，当然，除非是免费的，卖方也不能将知识的详情公布于世。对于这样的交易，经济学能够提供的理论，需要假设存在价值足够高的专家信誉。由专家为知识定价，如果专家渎职，他将损害自己的信誉从而损害自己的长期利益。借助于专家信誉，信息不对称不会严重妨碍知识定价过程，从而社会仍可利用全部知识存量（这是所谓“哈耶克问题”）。在知识领域里，权威的信誉，只要有足够高的价值，学生们就可追随权威阅读。通过这样的阅读，学生能模仿权威对知识作出判断。

当然，以上所述正确的阅读方式仅仅是必要条件，尚不足以形成正确知识的判断力。因为，恰如康德所言，判断力是无法通过书本传授的。判断力源于实践，它是实践智慧。根据我的经验，假如一名学生以正确的方式阅读却没有问题意识，那么，他可能永远无法形成关于正确知识的判断力。此处，“问题意识”这一语词是1980年代刘东的翻译，源自法文“problématique”。关于这一法文单词的汉语翻译，林毓生写过文章批评刘东，并阐述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巴斯加尔使用这一单词的原意。百度检索，我得到最接近林毓生阐释的，是这一单词的这一定义：对于问题来说永远没有确定的答案，只能提出各种假设。不然就不是一个好的问题。

注意，有问题意识的读者假设任何问题永无确解。这样的思考，我称为“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1990年代末叶，哈佛教育家 Howard Gardner 在东京发表演说预测21世纪教育时，将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开发列为主流大学教育宗旨的第三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重要性高于杜威所论20世纪教育的第一项（生活技能之传授）和第二项（核心价值之灌输）宗旨。

教育学论文阐述“批判性思考”不透彻，不能令我满意。所以，我直接从康德著作引申（参阅《纯粹理性批判》），定义批判性思考的第一层涵义：为任一观念（以及由观念而来的理论或思想）的适用范围划界。

固然，学生们追随权威的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理论或思想）进入学术传统。但批判性思考要求学生们为权威划界。凡要指出观念局限性的时候，我总要借用“盲人摸象”隐喻。一群盲人（包括权威）摸一只大象，怎样呈现真相？唯一正确的方式就是对话——如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所论，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

学生们怎样与权威的观念对话？我的解答：返回生活常识。因为，只有生活才是常新的，而理论是灰色的。

我写过一篇书评“阿伦特为什么重要”，我要从那里转引一些文字：……她擅长分析处于具体情境内的人物，寻找他们的经验中无先例可循的新事物。每一次，她都会以诸如这样的句子开头：“当然，过去始终是……”，结尾是，“但是，真正新的特征在于……”。为了思考新事物，我们不能使用旧概念——尤其是被这些造成人类历史断裂的攻击掏空了内涵并化为无用的概念。……它们所植根的那个世界已不复存在。然而，我们又不能把旧概念简单地抛弃……。因为我们无法抛弃我们的思维习惯，我们必须明白这些习惯是如何形成的……。阿伦特的标准步骤是，先挑选一个概念，然后追问：在有记录的全部历史（至少是她可以阅读的用欧洲语言书写的部分），人类如何通过使用这一概念来呈现他们的经验。……最终，她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史无前例的时代，词语的使用发生了、正在发生或必须发生何种转变？我们的词语符合我们的新的经验吗？新概念必须时刻与新的现实保持一致，否则，它将压抑我们的思想。阿伦特希望思想与词语适合新的世界，能够终止陈词滥调，能够拒绝不思考便接受的观念，破除陈腐，揭穿谎言和政治空话，缓解对形象宣传的嗜好。在我看来，她去世后的这些年里，她所强调的辨别新事物的能力越来越不被赏识。……多数知识分子认为，总会有“过去的教训”能让我们借鉴，只要记住过去就不会重蹈覆辙（这种看法低估了思考的重要性，关键不在于记住过去，而在于思考过去，揭示它的意义，从而避免陷入重走老路的冲动，而那些只有记忆却不思考的人很容易陷入这种冲动）。……无思——没头没脑的鲁莽、无可救药的迷茫，或自鸣得意地背诵已经变得琐碎空洞的真理——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人们需要罕见的勇气和真正的思考，才能够不卷入这种平庸大众及其不加思考的恶的行为在整个社会表层弥漫的潮流。……今天摘录至此，记住，恶的平庸或平庸之恶，原文是“the banality of evil”。……因为对真相的恐惧而必须假借一种姿态逃离。而真相还是在那里，要有多少人承认，真相才能被作为“真相”认识呢？

对话，源于生活的对话，故而是批判性思考的第二层涵义。我写了几篇短文介绍王元化的思想，其中一篇介绍王元化对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思维方式的阐述。从权威的观念到基于生活的对话，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也就是批判性思考的第二层涵义。

或许我还应提到批判性思考的第三层涵义，与对话理论密切相关。在古希腊语言里，对话与辩证法有同一个词根，意思是相通的。对话是“dia”+“logos”（辩论逻辑），语词起源很可能晚于对话的是辩证法，“dia”+“lectics”（辩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