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香港和全球数据预测Omicron致命性

阿里

作者：梁建章 沙烨 何亚福
导读：本轮Omicron疫情在各国已经接近尾声，很多国家的死亡人数都维持在很低水平，但中国香港地区却在这波疫情中有8735人去世（截止4月13日数据）。针对这个数字，有人简单按照人口倍数放大来推算中国内地的前景，说内地如果学香港，死亡人数会高达167万人。这类分析恐有危言耸听之嫌，因为香港的老年人比例远高于内地，他们的疫苗接种率则远低于内地，此外，香港对新冠死亡的定义也远比世界卫生组织更加宽松。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依照香港分年龄段在不同疫苗接种组合下的死亡率，来推算内地在调整防疫政策之后可能出现的死亡人数。在达到两针95%和三针60%的疫苗接种水平情况下，如果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预测中国内地因新冠去世的死亡人数为15.3万。如果用其他亚洲国家的数据来预测，得出的死亡人数更低，大致在3.7万到15.5万之间。本轮Omicron疫情走势过去两年，中国政府的防疫策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较小的经济代价换取了极低的死亡率。但是，疫情进入第三年，病毒已经变异为致死率很低而传播力很强的Omicron毒株，使得防感染策略的难度大幅度增加，更是不得不付出异常高昂的代价（详见文章《生命代价最小化的防疫政策》或点击观看视频详解）。国家目前坚持动态清零的的防疫政策，但同时也需要对调整政策可能引起的死亡人数和医疗资源需求有比较准确的估计。本文希望通过分析中国香港地区和其他国家的详细数据，来做更加准确的预测和判断。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放松封控。有人说，有些国家的Omicron死亡人数并没有大幅下降。实际上，这是很多国家因为Omicron致死率很低而主动放松封控以后的死亡数字，换来的是社会生活逐步正常化。从最近的数据来看，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大幅放松封控之后，死亡人数并没有反弹，反而继续下降。例如下图，是香港，日本和新加坡的死亡人数和感染人数图。数据来源：Ourworldindata.org

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

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上述图表可以看出，在Omicron流行的今年前四个月，这三个地方的Omicron死亡人数从1月开始攀升，2月底3月初达到顶峰，到4月初已经只有高峰时期的1/4。其他国家的Omicron死亡趋势图也类似。由此可以推断，这波Omicron造成死亡和感染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基本已经接近尾声。我们可以用这几个地方的本轮Omicron疫情数据，尤其是香港的数据，来分析和预测未来不同情形下中国内地的死亡数据。用香港数据来预测新冠死亡人数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表明，这波Omicron疫情的死亡数据是很低的。按照WHO统计数据，例如新加坡在2022.1.1-4.14期间，死亡人数累计482人，占人口比例0.00823%；日本同期死亡人数累计10432人，占人口比例是0.00825%。但是香港是个例外，其死亡人数比较高。根据中国香港卫生署的最新数据，这波Omicron疫情（从2021年12月31日至2022年4月13日）累计死亡人数8735人，占人口比例0.12%。于是有人就说，如果我们采用类似的防疫政策，按照香港的死亡人数，等比例放大到全中国的人口（内地的人口是香港191倍），内地就会有167万人的死亡。但上述推导存在严重的问题。香港死亡人数较高的主要原因是：第一、香港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地方，老人比例比中国内地高很多；第二、香港的疫苗接种率由于宣传的问题偏低，尤其香港60岁以上老人的三针接种率不到40%，而中国内地60岁以上老人的三针接种率是56%；第三、香港对新冠死亡的定义非常宽松，只要阳性案例在收集日期的28日内死亡，就被列为新冠死亡案例，导致其中包括了相当比例因其他基础疾病死亡的案例。香港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陞也说“约四成的新冠确诊死者与新冠病毒有直接关系……有两成难以分辨死因”，据此估计约五成的死亡与新冠病毒有关。因此，非常有必要按照年龄和不同疫苗的来具体分析死亡率，再根据中国内地的年龄结构和疫苗接种情况，来推算中国内地有可能出现的新冠死亡人数，才能得出更加准确的预测结果。香港政府已公布2021.12.31-2022.4.13期间按照年龄段和疫苗接种分别列出的感染数和死亡数，另外香港还公布了人口中接种不同疫苗的比例，由此我们可以推算不同疫苗接种情况下中国内地的死亡人数。以下是按照年龄的香港死亡人数：

例如香港80岁以上死亡人数中接种两针科兴疫苗的是a（493），香港80岁接种两针科兴的人口比例是b（28%），香港80岁以上人口是c（40.18万），那么香港所有接种两针科兴的人口数量是 b*c（11.2万）。那么，对于八十岁以上接种两针科兴的人口的死亡约是 a/(b*c)（0.0044），再乘以中国内地80岁以上人口数量是d（3774万），就是假设所有中国内地80岁以上人口都仅接种了两针科兴，那么死亡人数就是(a *d) /(b*c)= 16.55万（见下表）。
通过以上图表可以看到，假设按照所有人都未接种两针疫苗，推算死亡人数是308万；假设所有人都仅接种两针科兴，预测死亡人数是32.3万；按照全员三针科兴接种率，预测死亡人数是6.38万（同样的也可以计算，三针复必泰的预测死亡人数3.7万），远远小于简单按照人口倍数放大的167万人的预测。中国4月初的疫苗普及率是两针超过88%，三针超过50%。未来应该较快可以达到两针95%和三针60%的水平。假设这是各个年龄段的接种水平，我们根据之前的预测数据（未接种两针的308万、接种两针的32.3万以及接种三针的6.38万），对应按照接种比例分别是5%（未接种两针）、35%（接种两针），60%（接种三针）来计算，预测中国的死亡总人数在30.5万，但这是按照香港非常宽松的和新冠相关死亡人数预测，如果按照严格的世卫组织定义，和新冠病毒有直接关系的死亡人数是五成左右，也就是15.3万。如果我们着重提升老年人的三针接种率，尤其是能够及时引进mRNA疫苗作为老年人的加强针来普及，也许可以进一步降低死亡人数到10万左右。当然所有预测的前提，是中国内地未来采用和中国香港地区类似的防疫政策。用其他国家的死亡数据进行预测上面的预测也可以通过日本、新加坡等国的数据得到验证。如果用日本的分年龄的死亡数按照人口比例放大，那么中国的死亡人数只有3.77万（见下表）；同理按照新加坡的数据进行推算，预测中国的死亡人数为14.3万（见附录）。当然中国医疗条件和日本和新加坡不同，打的疫苗有所不同，所以这个预测应该只是一个近似值。
有人可能会说，日本和新加坡的医疗条件比中国好，直接套用他们的数据可能导致低估风险。那就继续用越南的数据来验证，越南Omicron流行以来（按照WHO公布的2022.1.1-2022.4.14期间相关数据）的死亡人数是10710，按照两国人口倍数是14.5来计算，据此放大后预测中国的死亡人数为15.5万，和我们用香港数据做出的15.3万的预测差不多。作为全球新冠死亡人数最高的美国，今年以来Omicron死亡人数约22万人。美国死亡人数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疫苗接种率低。根据最新数据，美国二针接种率是64.5%，三针接种率只有29%，远低于中国的水平。上海已经有30多万人感染，但是重症率不到万分之一，死亡率不到十万分之一。吉林长春感染人数1万6千多，重症率不到千分之三，死亡率是零。上海的死亡率这么低，有可能是因为疫苗接种率高和医疗水平高，也可能因为其他基础病症没有统计在新冠死亡人数里。根据其他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的数据，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的确占了死亡人数中的绝大部分。但是不管怎么样，上海迄今为止的极低死亡率，可能预示15.3万这个对于死亡人数的预测也已属偏悲观。死亡人口的基础病症比例和年龄分布香港的新冠死亡平均年龄是86岁，其中90%都有基础病症。其他国家的数据也有类似情况，根据已公布年龄段的死亡数据计算，日本80岁以上的老人占了死亡人口的大约76.2%，新加坡70岁以上老人的死亡人数占比大约83%。所以根据这些国家死亡数据做的中国死亡人数的预测，其中老人比例和基础病例比例应当也会大致相仿。医疗挤兑的担忧有人担心调整防疫政策会导致医疗资源挤兑，毕竟前两年由于Alpha病毒的死亡率比较高，导致美国等地曾经发生过医疗资源的挤兑。但如今随着Omicron的死亡率和重症率降低了很多之后，已经很少发生医疗挤兑的情况。香港地区在Omicron爆发初期曾发生短暂的挤兑，那是因为很多轻症患者基于对过去毒株的恐惧，相对无效地占用了大量医疗资源。后来在政府的引导下，轻症患者普遍选择在家自我康复，医疗资源也就逐步恢复了正常。新加坡和日本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轻症患者被引导在家自我康复，从而让医疗资源被集中用于救助重症患者，保证了医疗资源不被挤兑。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金冬雁在论文《香港新冠疫情的教训及启示》中提到，香港疫情爆发以来的任何时刻，对于ICU的占用都没有超过300个。如果推算出中国内地的死亡人数是15.3万，是香港地区实际死亡人数的17.5倍，同比例放大就会需要5240个左右的ICU床位。而根据陈胤孜等在《我国医院卫生资源短期配置情况预测》（2020年）中公布的数据，我国每10万常住人口综合ICU床位数为4.37张，即中国的ICU床位数量大约是61700张左右，所以最多也只需要用到现有ICU数量的8.5%，应该不会发生挤兑的情况。根据上海本轮疫情数据，截止到4月初，Omicron的重症患者只有9例，长春的重症患者也只有42例，无论重症率和死亡率都远远低于香港的水平。所以中国实际需要的ICU数量，也可能低于5240这个推算的数字。如果病情没有严重到必须上呼吸机的程度，而是轻度肺炎症状可以在医院内通过输液等常规手段进行治疗。那么根据上海本轮疫情的数据，Omicron感染从无症状转为确诊肺炎病例（不是重症）的比例大约在13.05%（上海的确诊就是有肺炎症状），这和流感转肺炎的比例差不多（根据世卫组织流感转肺炎的数据比例也在7-20%）。对此，现有的医疗资源应当可以基本满足治疗需求（尤其还可以用到已经建好的方舱医院）。当然，上述结论的前提，是我们不再把宝贵的医疗资源用于治疗轻症或者是高频次重复的大面积核酸检测。中国人口多其实更有能力实行防死亡策略有人说，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即便是再低的死亡率，也会导致庞大的死亡人数，所以必须要采取防感染策略。但这个逻辑其实并不成立，人口多，就意味着因其他疾病死亡的人数也会很多。例如中国每年因癌症死亡300多万，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457万。而且人口越多，因封控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次生灾害所造成的生命损失也就越大。人口多并非应该采取防感染策略的理由，恰恰相反，正是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能实现统一调配全国的医疗资源，从而避免医疗挤兑，更有能力救治每一位重症患者，从而比其他国家更有能力降低死亡率。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说，中国更有能力实行防死亡策略，这原本就是人口大国的优势所在。总结一下，根据内地的年龄结构和接种情况，用香港的死亡数据得到的分年龄段和分疫苗接种组合的死亡率，我们预测中国放松管控后的死亡人数是15.3万，这个预测远远低于把香港死亡总数按照人口倍数放大得到的167万。我们还可以用日本、新加坡的死亡人数，按照分年龄段人口倍数放大来验证这个预测，得到的推算死亡人数是：3.8万、14.3万，而根据越南死亡病例数据，按照总人口倍数放大，得到的推算死亡人数是15.5万。根据我们的预测，死亡人数中80岁以上老人占比42%，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有其他基础病，这也是在任何防疫措施中最需要重点保护的人群。政策建议尽快提升老年人第二、第三针的接种率，适时切换到防死亡政策，避免经济长期停摆。引导轻症在家康复，集中资源治疗重症——即“防死亡策略”；引导国民降低对Omicron病毒的恐惧，为无症状和轻症居家隔离提供完整规范。利用人口大国的优势，统一协调医疗资源，来弥补局部的医疗资源的不足。可考虑引进mRNA疫苗用于老年人的加强针接种。密切关注病毒新变异的情况，根据不同情况及时切换防疫策略。附录一：计算香港各种疫苗组合的接种率

附录二：新加坡分年龄的死亡率，并且以此来计算中国的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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