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院两会笔谈 | 崔建华：大力提振消费关键是要“有钱可花”和“愿意花钱”

阿里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以消费提振畅通经济循环，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2025年着重要抓的工作中，其中第一项就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更好结合，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消费、投资、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中国经济的增长看，“三驾马车”依旧，但已经不是并驾齐驱。自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就是消费。201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50%，达到50.2%；2023、2024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甚至80%。消费加投资，瞄准的是扩大内需，这也完全契合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实际。

有一种通行的说法，进出口贸易（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如果超过60%，则该经济就是以外循环为主；如果低于40%，则是以内循环为主。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确实有超过60%甚至70%的时候，例如2005-2007年平均达到62.80%；但近10年来，格局发生了变化，2016年这一比重为37.74%，2023、2024年分别为38.35%和38.08%。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5年的重点任务，排首位的就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政府工作报告》是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

大力提振消费，潜力巨大、内涵丰富、手段多样、创新性强，但最关键的还是两点：有钱可花、愿意花钱。消费的基础是收入，“有钱可花”的重点，是要持续提高收入水平。2015 -2024的十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实际增长率5.76%，与经济的年均增速5.78%大体相当；值得注意的是，继2015、2017年后，2023、2024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率高于或明显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从收入水平来说，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前景可期。

居民年可支配收入按照2024年平均汇率计算，日收入大约15.9美元。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发布的数据，中等收入标准为每人平均日收入在3.2美元至20美元之间。假设汇率不发生大的调整（人民币贬值），依据近十年的居民年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到2029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每日超过20美元，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了“严峻形势”。之所以“严峻”，主要是因为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在持续提高收入方面，也面临着困难和挑战。尤其是以下三点：

一是青年就业问题，即19-24岁不包括在校学生在内的就业问题。有工作一般就有收入，因此，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总体来说，青年群体存在就业不稳、失业率偏高的现象。2023、2024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均超过1200万人，成绩有目共睹。但2024年12月，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15.7%，比2023年12月还高0.8%。2024、2025年高校毕业生分别为1179万人、1222万人连创历史新高，加上大量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在经济增速放缓、产业转型等因素的背景下，如何破解就业难这个局，确实是大挑战。


二是如何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改革开放以来，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总体上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根据有关的研究，工资占企业运营的成本，发达国家一般是50%左右，我国是10%左右；工资占GDP的比重，我国接近20%，美国58%、英国56%、日本5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2024年9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中提出，健全劳动、知识、技术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这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是怎样增加财产性收入，特别是来自资本市场的收入。财产性收入种类繁多，但社会最期待的是股市能够带来收入。由于多方面原因，21世纪以来经历了2次大的“股灾”（2007年11月至2008年10月、2015年6月至2016年1月），资本市场长期徘徊，不仅“收割”了部分中等收入群体，也使相当一部分人对资本市场失去了信心。大力提振消费，不仅要“有钱可花”，还要“愿意花钱”。“愿意花钱”就是要激发消费欲望，让潜在的消费变为现实。说简单点，经济增长无非就是高匹配性前提下的需求和供给的双轮驱动。有大量的需求，有大量的供给，相互匹配、买卖兴旺，经济增长就不是问题，或至少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如何激发消费意愿？当然途径很多。例如，一是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传统的消费观念，在反对浪费、倡导良好消费风尚、消费价值观的前提下，鼓励消费，促进从有到好的消费升级和从无到有的新兴消费。过于节俭、“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观念，也许更适合于劳动生产率低下、产品不够丰富的农业社会和农耕文明。二是营造宽松良好的消费环境。消费终究是个人选择，他人不能也无法替代。对个人合法消费予以尊重，至少应该保持社会容忍度。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因为个人正常消费选择而引发“网暴”，这不是好的消费环境。三是利用好新技术，促进消费模式的转型，培育多元并存并茂的消费模式新格局。正如《政府工作报告》里所指出的，创新和丰富消费场景，加快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发展。四是大力发展既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又融入先进技术、现代时尚潮流的国货潮品（服务），树立更多的中国品牌。政策是激发消费的重要手段，可以做到定位准、力度大、见效快。例如，2024年3月启动家电以旧换新，2024年7月，主要电商平台电视、洗衣机、冰箱以旧换新销售额分别增长92.9%、82.8%、65.9%，废旧家电回收也大幅度增加。2025年，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新纳入“购新补贴”，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

2023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一年被确定为“消费提振年”，并将汽车、家电、家居、餐饮列为提振消费的“四大金刚”。2025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又联合印发了《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从政策激发消费的角度看，一些政策特别是某些重要领域的政策，依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例如汽车、房地产（住宅）。中共十九大指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汽车、房地产的消费政策要有高度，应该定位于“美好生活需要”，解决或者有助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而不能简单地基于交通工具、生活空间来确定政策。汽车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代步手段，而是划时代的消费品、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汽车多不多，“拥有率”（拥有汽车的家庭或个人所占比例）说了算。

2022年，美国87%、德国63%、韩国48%、俄罗斯39.7%、巴西37%、土耳其26%、南非23%、印度5.5%。中国22%，全球排名第89位。因此，说中国汽车太多，或者一些城市说汽车太多，其实没有太充分的事实依据。道路上堵车，未必一定就是汽车太多，可能是路少、管理水平不够先进、公共交通问题导致自驾出行比例高等原因。在供给可以满足的情况下，正常的、合理的、合法的消费需求尽量不要被人为地抑制，因此，长期以来一些城市对汽车严格限购的政策，当时可能理由比较充分，但现在看来值得反思和调整。

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位非常准确、切中要害，应该长期坚持。从政策的角度说，关键是如何理解“住”的内涵？不能简单从生理、生存的角度理解，即理解为有地方住就可以了，而要从“美好生活需要”的角度理解。住什么样的房子，这是住的“质”的规定性；住多少房子，这是住的“量”的规定性。本人认为，房地产应该是提振消费的重要选择甚至首选，原因主要是两点：一是在消费的商品或服务中，没有什么更能比住房显示“美好生活”的了；二是从与其他产业的关系来看，房地产具有很深入、很广泛的关联度。房地产确实需要转型，房地产的高质量发展依然大有可为，笔者认为，逆城市化的发展，将是中国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形式之一，在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