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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港大刘宁荣教授：香港真相挖掘与困境解决需要客观理性力量 [打印本页]

作者: 阿里 时间: 2019-9-24 22:49
标题: 港大刘宁荣教授：香港真相挖掘与困境解决需要客观理性力量
本帖最后由阿里于 2019-9-26 00:04 编辑

作者 | 刘宁荣

教育家、营销传播专家、媒体人

来源| 开学典礼致辞全文(2019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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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问立场不问真相
首先我想从“真相”谈起，到底何为“真相”？即便你们亲身来到这里，也不可能三天之后离开这里时就能了解整个事件的真相，因为我们过去三个月都没办法知道真相。你们看到的所有报道和事实，很有可能已被立场所取代。香港的媒体在此次事件的报道中不是很客观和中立，失去了为大家提供真相的功能。德国哲学家尼采有句名言：“没有真相，只有诠释。”这似乎在这次事件中被证明了，我似乎看到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真相”，剩下的都是观点与角度。所有的一切都被文章作者，或是影像拍摄者，或是分享者诠释过了。我们看到的一些影像，即便不是“假新闻”，也是不完整的。比如警察在挥棍打人，那个影像是真实的。但是影像前段是什么，是警察被包围。所以持不同立场的人可能只截取了影像的一部分。一些人只看到警察被示威者围攻，手枪都丢了；另外一些人则只看到警察打人。当你将全部影像汇总在一起，才能看到一点真相。

在自媒体发达的时代，我们一秒钟之内就可以把视频推出去，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把报道、感想发出去，可能是几十人、几百人，甚至是几万人在阅读和观看。我们如何还原真相？这也是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香港特区政府有责任成立真相委员会，或者是调查委员会。真相委员会和调查委员会的最重要功能，绝不是针对警方，而是针对整个事件。香港在三个月前还是平静的国际大都市，为什么瞬间就陷入了火海？

我们很沉重，因为直到今天仍无法了解整个事件的始末。泰戈尔说过，“你如果拒绝面对错误，真相也会被挡在门外。” 如今对立的双方都没有自省的能力，都不是客观地去看待发生的事情，甚至要“揽炒”（粤语：同归于尽），那怎么可能面对自己的罪恶和错误呢？真相为何重要？马丁·路德金说过，“我相信手无寸铁的真相与无条件的爱，将在现实世界获得最后的胜利。这就是为何正义，即使暂时被击败，也比邪恶的胜利强大。”

什么叫立场。很多人会在不同的群里发现我有不同的“立场”，其实我只面对我所知道的真相。当我对元朗暴力事件中的“白衣人”进行谴责的时候，有人会说我是“黄丝”。当我对机场的暴力行为，以自己的自由牺牲别人的自由并殴打无辜者的暴民做出谴责的时候，又有人会说我是“蓝丝”。其实我既不是“黄”也不是“蓝”，我只是尽量忠于真相。因为我不能原谅光天化日之下，元朗“白衣人”殴打平民。我也同样不能理解以民主的名义、以自由的名义，就可以在机场无故地绑架别人，限制别人的自由。但这些观点都会被不同的人判定为，他是“蓝”的或者是“黄”的。

我刚开始时认为修订“逃犯条例”是件好事，因为它的起因是给在台湾死去的女子伸张正义，可以将嫌疑犯送到台湾受审。但后面发生这么大的事，我必须思考，为什么香港人突然之间会有这样的忧虑。不管是100万人还是200万人，或者是50万人，他们既然走出街头，那一定是有原因的。简单地说，就是修订“逃犯条例”意味着今后会有香港人被送到内地受审，这是对失去自由的恐惧。因为内地司法不透明、不公平以及不公正，大家恐惧最后将会在内地的司法体系中被审判。这种恐惧或许被夸大了，而最大忧虑者，开始时并不是平民百姓，而是来自香港商界。《星岛日报》主席何柱国表示，过去几十年，他们在内地做生意，回到香港有“如沐春风”的感觉，而修例会让许多香港人没有了这样的安全感。所以隐藏在香港人内心的这种恐惧与忧虑，不管是否被夸大了，但比我想象的要大。所以当我面对这样的事实时，就不再支持修例。
所以事实远比立场重要，可遗憾的是现在竟然我们进入了“只有立场没有真相”的时代，只有预设的立场，而不顾真相。就算是那个“暴眼女子”，迄今她没有报案，甚至阻碍警方获得相关的医疗资料，让人怀疑是否警察的催泪弹造成的伤害，但在真相未揭开之前，我绝对不会有任何立场，既不会攻击她拿钱撒谎，更不会以此来煽动对警察的仇恨。然而不幸的是多少人早就以自己预设的立场，去想象自己“立场”下的“真相”了。

二、只有自由没有秩序
大家一定会问，过去3个月，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香港在你们面前为何变陌生了？香港为何会变得如此暴力？香港以前是一座和平的城市。从2003年的“23条立法”，到 “国教事件”，到“占中”，再到“修例”，为什么香港的示威会愈演愈烈？很多示威者认为， “占中”与这次事件不同。“占中”是获取手上没有的东西，“修例”则可能会失去已经拥有的东西。

政府必须正视这样的恐惧，并找出解决的方法。为什么今天香港的示威会变得如此暴力，我一直在寻找答案。其中一个原因是香港年轻人忧虑2047年后的香港会变成一国一制。到那时，他们正当中年。这样的忧虑，这种对未来的担心是实在的，但是诉诸暴力却无法消除这样的恐惧。这就是我看到过去三个月发生的事情，我的恐惧所在，这种暴力的不断升级会让香港面目全非。不幸的是，不少过去支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却越来越同情甚至支持暴力，他们甚至美化示威者的暴力行为，认为示威者只破坏公物，却对他们暴力围攻和殴打不同政见者视而不见。大家平时都会朗朗上口引用伏尔泰的名句，“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会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现在却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英国哲学家埃德蒙·柏克非常支持美国独立战争。对法国大革命，他的立场却完全转变，从一个自由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保守主义者。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摧毁所有的制度和秩序，而自由是与美德及秩序相依存的。柏克说，“自由不仅与秩序和美德共存，而且与秩序和美德共亡。” 他还说，“良好的秩序是一切的基础。” 当社会失去秩序，当社会被一群有暴力倾向的人把持的时候，这个社会也就失去了思考与前进的动力。所以柏克非常担心，用暴力来制造凝聚力必然造成暴力的滥用。而大革命毁掉了旧制度与旧秩序，那么社会的凝聚职能只好由军队和暴力来执行。他的朋友美国思想家潘恩，以及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对柏克立场的变化都感到震惊，把他视为思想杂乱的投机者。但后来事实证明，柏克是正确的。法国大革命最终带来的是鲜血、混乱和无秩序。而相反英国没有步上后尘，最要感谢的人就是埃德蒙·柏克。

所以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在确保社会的正常秩序下去寻找答案，去解决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年轻人，心中暗含的恐惧。这是我讲的第二点，如何在自由与秩序中确保社会能够真正面对问题，而非被空谈、被激情，更不要被暴力所左右。

三、只讲主义不讲问题
早在一百年前，胡适就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他撰写的这篇文章曾遭到猛烈的批判，但我们今天知道胡适恰恰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胡适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今天发生在香港以及全世界的问题跟民粹主义紧密相关。不管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还是英国首相约翰逊上台，甚至左派民粹主义，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都是跟民粹主义相关。当民粹主义盛行，我们就容易忘却社会真正的问题所在，我们只会不停地走上街头，被激情、被口号、被仇恨、被暴力所左右。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曾说，“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常常被情绪所包围，用口号、用主义激励我们身边的人，这会给我们带来激情，但无法持久，甚至带来灾难。我们必须问，香港回归22年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深层次矛盾？从十几年前中央就强调必须解决香港深层次的矛盾，但直到今天深层的矛盾似乎一个都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深层次的矛盾不仅是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与管治的问题。启蒙时期的英国哲学家洛克就说过，政治权力与法律必须建立在正当性之上。换句话说，被法制和政府规管的市民在心里需要认同这个权力和法律是正义的，并同意这个权力或法律。修订“逃犯条例”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反应了政府不尊重市民的意愿，不明白市民对政府的期望，然而街头的暴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这就是为何我非常同意香港宗教领袖提出的“平静期”，以便各方可以开始真正有意义的对话。

民粹主义主导的各式抗争已经在全球吸引了不少眼球，“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街头民主证明了由民众集体讨论及决议基本上是无法产生实质效果的，因而注定是要失败的。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曾批评雅典式的直接民主，他说：“即使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雅典公民大会仍将是一群暴民。” 雅典是现代民主的鼻祖，雅典公民大会由每一个男子对所有的重要议题进行投票决定，但智者苏格拉底却是被公民大会投票处死的，苏格拉底之死就是多数人的暴政，因此街头政治要适可而止，否则无法真正解决社会的矛盾。

回归22年后，香港在有效地管治这一议题上仍未找到答案。831决定虽然保守并引发了香港的政治危机，但还是在普选的道路上迈出小小的一步。很遗憾这一方案没有通过，所以政改停滞不前。如果问我怎么去解这个结，我认为在香港民众对普选的渴求，以及中央政府对国家安全的顾虑之间，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从宪政的角度来讲，香港必须完成23条立法的义务，因为23条确保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确保中央政府不会担心香港成为颠覆内地社会制度的基地。同时，也必须思考如何在831决定的基础之上，香港普选和政改可以获得进展。如果不能够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香港的政局就很难突破。这个平衡点找到了，才能在管治上得到一个好的梳理，香港的管治才能有效。

谈到更深层次矛盾，为什么今天在内地反而不像香港有这么严重的矛盾呢？不少人认为内地民众被政府洗脑，我并不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这就如施永青先生说的那样，内地的绝大多数民众是支持政府的。虽然内地有信息资讯管制，但不少人仍然可以看到香港的消息，内地的自由派人士看到香港街头的火爆场面，不少人都不认同这样的行为。在过去40年中国改革的进程中，绝大多数内地人都有向上的发展机会。香港和许多欧美发达国家一样，情况恰恰相反，却是向下沉沦。而香港又被大批利益集团把持，利益集团恰恰又是政府管治所依靠的力量，这利益集团所涵盖的并非只是商界，地产霸权被诟病，其实专业界也同样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今天你们还体会不到这种困局，你们的下一代就能体会到。当政府需要依靠地产获取财政收入，房价不断被抬高，终有一天在内地的普通百姓也会买不起房子，内地很快也会发生向上移动的机会停止或者变得越来越慢。内地在复制香港的发展战略上最坏的一点就是房地产政策，内地必须吸取香港失败的教训。虽然大家过去20年在房地产上获得了不小的经济利益，但这是导致未来贫富悬殊的一个因素。香港今日的贫富悬殊在全球名列前茅，只比少数非洲国家好些，大量资产掌握在少数富人身上。你们有机会走进深水埗这些社区，就可以感受到香港底层社会的生活。4、5个人挤在不到10平方米的地方，这是你们无法想象的。你们看到金光闪耀的中环，可能没有机会看到香港的另一面。

香港贫富悬殊的问题、利益分配的问题、房屋土地的问题、政治管治的问题、年轻人在社会上向上发展的机会问题等等，都必须一一去解决。香港的大学毕业生，过去22年里薪水的提高微乎其微，而他们对香港的未来也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这种绝望必须有解决的方案，所以必须对香港的管治作彻底的反省和翻新，香港管治所出现的危机恰恰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面镜子。大家必须一起努力让街头的热情沉静下来，化为行动的力量，找出方法解决香港实实在在的问题，这才是香港的出路。而不是仅靠喊口号，只讲虚幻的“主义”，而不讲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像胡适先生说的那样，“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

四、只求目标不求妥协
任何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目标，但我们常常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现我们的目标，所以妥协很重要。英国首相约翰逊说，“宁愿死在水沟，也不要延迟脱欧。”这是典型的不妥协的例子，我们真的无法知道这会将英国推向何方。中美贸易战打了一年多，双方不妥协，是无法达成协议的。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妥协不是一定要放弃原则，而是透过退让和协商取得暂时的共识。所以妥协是任何一场运动以及你实现目标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9月2号，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变化，政府回应了一个诉求，正式撤回修订“逃犯条例”。我认为修例这件事本身没有错，但人们感到恐慌和忧虑，政府是否可以选择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包括台湾的杀人案的嫌疑犯，包括中央政府讲的长期躲在香港的300多位“有名有姓”的内地逃犯。如果面对各界的忧虑，找到其它的方法，就不一定需要这样硬性地去修例，也就不会引发这次危机。当然了，也有观点认为，不管有没有修例，香港的危机迟早都会爆发的，因为真正导致大家上街的修例已经停止了，但暴力却没有停止，甚至提出了“自决”、“香港独立”，甚至打倒、推翻政权的口号。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导致危机恶化的另一个因素是特区政府面对危机非常迟钝，与这座国际城市的形象不吻合。当100万人上街的时候，政府必须思考背后的原因。当商界、法律界、和外国人社区强烈反对修例时，政府并没有了解其中的缘由，去做任何沟通和解释工作。身为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弘毅都建议“港人港审”的妥协方案，政府却没有想如何做出妥协。而修例又在中美发生贸易战时推出，成为中美角力的一个战场，演变成一场完美的风暴，让香港就这样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跌入一场这么大的危机。如果没有办法通过妥协解决问题，那么这个社会是很难往前走的。我希望香港会有平静期，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时间理性地思考香港应该如何走出目前的僵局。我最近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到，在特首宣布撤销修例之后，香港的局势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如果借用香港经常出现的台风作比喻的话，现在的危机应该是挂8号风球，是否会改挂更为严重的10号风球，还是更小的3号风球呢？我主观上希望能变成3号风球，但有人担心目前的暴力很难停止，局势还会恶化，8号风球可能还会升级到10号风球。我个人认为可能会在8号风球上维持一段时间。而10月1日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香港机场的暴力冲突令我恐惧，因为这勾起了30年前的记忆。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必须思考如何避免重复历史。所幸至今暴力冲突不断，至少没有发生死亡事件，中央政府也没有定下死线。但目前的僵持局面无法破解，时间拖得越长，妥协的余地就越小。不幸的是在这场风波中，你可以说有外部势力的参与，有台湾势力，也有美国势力，美国民主基金会从来不隐瞒自己在全球进行“颜色革命”。

但不要忘记，外因最终还是通过内因起变化的。不管有多少外因，包括有媒体报道示威者曾经在奥斯陆受训等等，如果没有内因，是不可能发生这样规模的抗争的。只有各方沉静下来，在平静期中寻找出路，香港才有希望。香港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我无法说是好是坏，因为它可以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不过三个月的动荡还是有价值的，香港所有的深层次矛盾在这场危机中暴露无遗，没有人可以再回避。如果这是化解矛盾必须经历的一次阵痛，那这座城市的燃烧起码是值得的，这是我从这个事件中看到的唯一好处。但妥协是化解香港矛盾的必经之路，这是我想讲的第四点。

五、只有仇恨没有宽容
如果妥协是艺术，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手段，那和解则是其前提条件，而和解的基础就是放下仇恨。曼德拉说：“当我步出监狱，走向通往自由的大门时，我若不把仇恨留在后面，那么我只会继续活在狱中。” 这过去的三个月里，在香港所经历的不只是你们表面看到的暴力冲突，对许多人来说，更加痛苦的是，朋友之间无法进行心对心的真诚交谈，一些夫妻之间甚至无法正常交流，因不同立场反目成仇的也不在少数，这是非常可悲的。当政治凌驾一切的时候，社会就会失去秩序，就会非常混乱。所以，我支持迅速进行平和的对话，我希望政府可以走的更快一点，看的更远一点，彻底解决香港的深层次问题，如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民心也是不可能挽回的，另一场风波还是会出现的。

我也知道众多内地朋友对香港发生的事情，对香港示威者的过激行为是非常不满的。你们看到代表国家主权的国旗国徽被恶意毁坏，听到极端者侮辱性地将中国人称为支那人，自然会感到非常愤怒，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愿意承认了。你们可以想象这些极端的言行会在内地和香港之间产生多大的隔阂。而不少香港的人却又看到内地人来香港抢奶粉，新移民来抢机会、抢工作、抢福利等。但其实香港没有这些新移民，香港很多保安、清洁、服务生的工作谁来做？刚开始内地开放自由行的时候，香港有人说，那是一个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并不是对香港的特殊照顾；当大量的内地人自由行涌进香港时，又是同样的人开始恶意地将内地人标签为“蝗虫”。

极端勇武者对内地人的仇视还影响到所有说普通话的人。我有一位居住在香港的台湾朋友，在香港第一次爆发示威时去接小孩回家路过湾仔，穿过街道时被示威者阻挡，就因为说了国语，被十多个年轻人包围咒骂，说他是共产党，叫他滚出香港。而过去大家都觉得匪夷所思的“港独”问题此次越发明显，而这也是民粹主义的一个特征，连“泛民”阵营里都有人承认分离主义运动在香港会慢慢成型。

相互间的负面看法加深了彼此间的对立，或者严重一点，已经产生了仇恨。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必然会影响到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关系。这种负面的情绪左右两地的民意的话，会给政策的制定带来更大的困难。

所以在这场冲突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成见和仇恨放下，用宽容之心去寻找解决之道。如果没有宽容心，却纠缠于每一个细节，所有的人都能找到愤怒的原因，都能找到仇恨的理由。这也是为何我始终坚持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因为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有可能让我们找出真相。找出真相的目的不是为了复仇，是为了让大家平息伤口。我希望通过寻找真相的历程，能够让各方放下仇恨，为香港找到出路，并化解两地间的隔阂。英国作家切斯特顿就说过：“真正的勇士不会因眼前所恨而战斗，而是为了身后所爱。”

今天我从五个方面和大家分享了关于香港陷入困局的一些思考。如果有何主题的话，那就是如何在忠于真相的基础上，可以做到客观、中立、理性。我们思考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都需要回到“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很多时候被人误解，被看作是“和稀泥”。其实，中庸之道就是适中之道、理性之道、反省之道、宽容之道、和常人之道。

何谓适中之道？就是说话做事不走极端，需要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方式。北宋哲学家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孟子也说“无过无不及”，都是同样的意思。

何谓理性之道？那就是不受情感左右。《中庸》原文对中庸的定义如下：“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这就是说，我们对喜怒哀乐需要持中状态，保持平静、祥和，但最重要的是对事情的判断不要失去理性。柏拉图在《共和国》一书中曾指出，一个正义的人是用理性来控制心灵和欲望的。

何谓反省之道？如果我们只会指责他人，而不去反省自己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我们就不可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著名教育家和哲学家杜威说，“我们不是从经验中学习……我们是从对经验的反省中学习。” 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从不断的自我反省中悟出人生之道。

何谓宽容之道？曼德拉当选南非总统之后，他邀请了当年他被囚禁时的两位监狱看守来参加他的就职仪式，你是否觉得匪夷所思？但有如孟子所言，“学问之道，求其放心。”意思就是学问之道就是把失去的本心找回来，而此处的本心就是善心，宽容之心。

何谓常人之道？简单一句话，那就是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我们在为自由呼喊的时候，我们不能以牺牲别人的自由为代价。当我们已经成功地向上移动并在社会上取得一些成就时，我们需要明白许许多多的人正在向上移动的过程中艰苦地挣扎，我们需要理解他们所遇到的困难与障碍，不以自己的成功来判定后来者的失败，或者简单地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他们缺乏责任和承担。我们必须创造更好的环境，让所有的人都可以生活在相对公平与正义的世界中。为此，香港才能走出困局，中国才能走出困局，世界才能走出困局。

这是你们在港大ICB的第一节课。选择这样的方式开始你们的学习旅程，是希望大家可以学会从不同的视角去看似乎已经是“黑白分明”的一件事。从企业的治理来讲，如果把香港看作一个企业，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危机，危机的原因在哪里？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在2008年前是如此的和谐，为何2008年之后却变得越来越对立？这种对立是如何造成的？我们需要问为什么，而不是一味互相指责。香港在回归22年之后，政府的管治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危机？中央政府一直给予香港很多支持的政策，但为什么这些优惠的政策得不到好的回应？2003年香港的“沙士”危机之后开放自由行是件好事，从而帮助香港经济复苏，但自由行最终给香港民众的生活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有否防范这些负面影响的出现呢？

香港需要浴火重生，香港必须找到符合这座城市历史和文化的管治方式。就算华人为主体的三个地方，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管治都很不同。有人开玩笑说，台湾有民主、有自由，没有法制；香港有自由、有法制，没有民主；新加坡有民主、有法制，没有自由，所以我们必须根据香港的特点探寻未来发展之路。

民主当然不是灵丹妙药，因为在民主衰落的今天，美国、英国、法国，以及众多欧洲国家都面临治理的困境，看到“颜色革命”后埃及、北非陷进更深的泥潭，民主真的不可能解决所有国家的问题。但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年轻人对自由的向往、对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渴望、对实现自己价值的追求，那又如何实现有效的管治呢？今天香港面对的问题是：普选没有机会，经济发展无法普照大众，年轻人又觉得自己无力改变这座他们生活的城市向前行走的轨迹，如何化解这个僵局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与中国内地不同，过去40年，内地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毕竟大家都感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但中国这个故事，香港的年轻人是陌生的、甚至是鄙视的，这不仅仅是价值观上的不同，而且是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的不同，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中国的巨大变化，而只看到了它的不足与缺陷。的确，这个中国故事除了经济上的成功，迄今依旧没有找到让人激动的叙述。

暴力当然更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过去三个月我不停地寻找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和仇恨不断加深的原因，但仍然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当我听到一些年轻人担心2047年之后的前景，不管这是否错觉，但毕竟是存在的事实。香港的年轻人在重塑自己身份的过程中，是否必须通过加剧与内地的对立、增加彼此间的仇恨、甚至否认自己中国人身份这样的激烈行为才可以实现呢？人的行为由认知所决定，但认知常常是偏差的。所以如何让认知发生改变，让两地之间有更好的交流、更好的理解？这是开学典礼之后我请三位不同光谱和经历的嘉宾和大家进行对谈的主要原因，但我非常遗憾三位嘉宾对香港的前景都不太乐观。不管这场风波最终如何收场，我相信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不应该也不会重复以往的失败。虽然我对这场风波在短时间内结束也同样不太乐观，但还是希望这次危机可以给香港提供一个新的契机。我非常喜欢奥斯卡获奖电影“绿薄旅友”，剧中的主人公就说过，“Younever win with violence. You only win when you remain dignity” （你永远无法因暴力而获胜。你只有保持尊严才可获胜）。他还说，“Being genius is not enough, it takes courage to change people’shearts” （天才是不够的，改变人心需要勇气）。我希望大家来到香港参加这次开学典礼，也是一次寻找真相之旅，在你为自己添加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时，学会用客观和中立的角度去正视问题，用理性之道去化解矛盾和冲突，而我们更需要用真诚和勇气去拉近彼此间心灵的距离。

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开学典礼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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