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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吴敬琏最新文章：恪守经济学人的职责 [打印本页]

作者: 阿里 时间: 7 天前
标题: 吴敬琏最新文章：恪守经济学人的职责
编者按：今天（1月24日）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的95生日。他从青年时期起投身学术研究，孜孜以求，思想与时俱进。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他以深厚的学养、深刻的见解而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他秉承“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坚定地捍卫市场经济，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赢得社会各界高度评价，被称为“吴市场”、“吴法治”。正如学界所评论的那样，“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的话，那就是吴敬琏”。

近年来，他提出“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现在他虽然已是耄耋高龄，始终关注世界大势，大量阅读各种学术文献，见解深刻，令人敬佩。本公号特意推送他最新撰写的这篇文章，希望更多读者了解他的思想和主张，同时敬祝吴敬琏先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思想长青。

恪守经济学人的职责
吴敬琏 | 文

1930年，我在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家庭里出生。不幸的是，我刚满一岁，父亲就因肺结核去世。在出身于有几代民族资产阶级传统的家庭的母亲的哺育下，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接触“怎样才能振兴中国”这个好几代中国人魂牵梦萦的问题。那时，我的理想是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以为依靠现代科学与技术就能够发展起现代工业，抵御洋人的坚船利炮和货物倾销，建设富强的中国。至于要依靠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来实现这种理想，我却几乎完全没有思考过，以为沿着先人们的足迹，在当时的制度下发展现代产业，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特别是在1945年下半年国共两党在谈判中达成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和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之后，我更加相信这条道路走得通。在我即将跨进成年人门槛的时候，这一切却急剧地改变了。

1946年2月，我在重庆目睹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政协成果的暴行，这使我强烈感到，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下，想要通过和平手段实现中国的振兴，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样，我逐渐由一个只关心“数、理、化、生”的中学生，变成了积极参与爱国民主运动的“前进分子”。经过疗养肺结核病期间几年的阅读和思索，我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阐明的革命道理完全心悦诚服，认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旧政权，建立新中国，中国才有振兴的希望。经过三年准备和十年建设，等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理想社会，成为我坚信不疑的道路。虽然当时自以为已经成为一个追随共产党的革命青年了，其实我对于社会主义和它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不仅缺乏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更谈不上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纲领的真正领会。尽管我读过一些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著作，西方文学作品揭露的“维多利亚时代”劳动阶级的悲惨生活也曾在我心中引起震撼，但总觉得那毕竟是在遥远的西方国度发生的事情，对我们具有现实意义的还是实现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夺取政权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那时的我，就像我在1957年以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中检讨过的，充其量只是一个“民主革命派”，或者叫作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同路人”。由于既缺乏良好的理论素养，又没有经受过实际斗争的锻炼，我的思想在往后的历史风浪的冲击下就显得忽左忽右，缺少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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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在这种思想状态下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怀着参加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巨大热情，我在1950年春季进入金陵大学学习经济学。不过正规的经济学学习只进行了不到一年，我就投入到从抗美援朝开始的一连串政治运动，成了运动积极分子，并在195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院系调整，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开学不久，就按照1951—1954年整党中提出的“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关于“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规定，开展了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和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学习运动。在四年（1950—1954年）大学期间，我主要学习的是当时刚刚由中国人民大学的苏联专家传授给中国教员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它在各个部门的应用——财政学、货币与银行、工业经济学等等。按照当时大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已经穷尽了有关市场经济的真理；而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中叶以后，就再没有科学性可言了。列宁，特别是斯大林“在空地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囊括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主要规律。因此，“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只要遵循这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也就掌握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真谛，它将指引中国迅速走向繁荣富强。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感到相当奇特的是：使我对这些理论观点深信不疑的，并不是有关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各种事实材料（对这类材料，我和我的老师们都掌握得不多），而是对“走俄国人的路”这一历史结论的信念。这种信念又因我国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在“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而得到加强。既然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的实施已使我们百孔千疮、灾祸纵横的祖国起死回生，当我们实现了党的最高纲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被我们创造出来呢？1954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刚参加工作不久，就赶上了学习和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社会主义高潮”。在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欢欣鼓舞之后，迎来的却不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描画的光昌流丽的图景，而是经济增长疲软、服务质量普遍下降的乱象。加之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揭露的事实，打破了我们对斯大林神话般的迷信。在经济研究所担任高级顾问的苏联财政专家毕尔曼（Aleksandr M. Birman）也向我们证实，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存在严重缺失。

当听到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集中批评苏联体制下权力和利益过分集中的弊病的党内传达时，我衷心地认为，他以自己敏锐的眼光洞察了事情的底蕴，也指出了改正的方向。根据《论十大关系》讲话精神，国务院在1956年5—8月召开“全国体制会议”并制定了《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在10月获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由此开始了中国的第一次经济体制改革。1956年，我满怀热情地参加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调研工作。我奉派参加对机械工业、轻工业、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企业的调查和对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从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的研究。从195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的经济体制是在两种对立的指导思想的支配下演进的：一种是在保持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和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扩大地方政府和生产单位的自主权，加强“对价值规律的自觉运用”，以便为命令经济注入某些活力；另一种是不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加强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控，以便动员群众去实现国家的目标。这两种思路交替使用，而我自己则在两种思路之间摇摆。在1956年从苏联模式“解冻”和重新思考中国国家工业化道路的浪潮中，我曾经热衷于按照第一种思路设想一种能够让价值规律发挥更大作用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反右派运动和批判修正主义的浪潮使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不能继续下去了。加上我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我自己被定成“中右”，我只有怀着力求涤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革命派”“原罪”的心情，努力去跟上愈来愈“左”的时代潮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在1960—1964年期间写了好几篇所谓“符合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论文，其实只不过是用寻章摘句、注经解经的方法来为“最高指示”作多少带有“理论色彩”的说明。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彻底中断了经济研究所的工作。然而，我在晦暗时期的干校“牛棚”中，竟与顾准这位比我有更长的“革命”经历，也比我更早地对“左”的路线的实质有深刻认识的思想家结成了忘年之交，这使我获得了一个特别的思考的机会。我们冷眼观察当时的疯狂表演，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为背景，对近代中国人走过的道路，特别是新中国成立20年的经历进行了认真的思索。通过这种反思，我对“四人帮”宣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社会实质和政治经济后果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若沿着他们鼓吹的路子走下去，势必走上“封建社会主义”之类的邪路。在1977—1978年间我参加了经济学界批判“四人帮”的活动，在于光远等师长的教导和帮助下，我开始在批判极左路线的基础上对所有制关系、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企业经营机制、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上做进一步的探索，寻求改善我国经济体制的道路。

1978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但是，由于多年闭关锁国和文化禁锢，1978—1980年间关于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讨论，以今日的眼光看，无异是在黑暗中摸索，这就使得这些研究缺乏系统性，也没有形成整体性的分析框架。直到1980年年初和1981年春波兰市场社会主义学派的传人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和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经济改革的主要领导人锡克（Ota Sik）先后来华讲学，我才意识到，我们从苏联人那里习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理论范式到具体结论都存在很大的毛病，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进行更新。

布鲁斯和锡克的讲学不但大大增进了我对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两个东欧改革先行国家理论创新和改革进程的了解，而且获得了更具普遍意义的两个重要启发：第一，他们两位的讲学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是由一系列互相联系的经济关系组成的整体，每种体制都有自己逻辑一贯的运行规则。既然经济体制改革是由一种经济系统到另一种经济系统的跃迁，那么零敲碎打的改革不但不利于实现这种变革，还会引起经济运行的混乱。这也促使我把研究重点转向不同经济体制的比较和不同发展战略的比较。除了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史的研究，我在这个时期还深入研究过日本、联邦德国和“亚洲四小龙”二战后的体制变迁和经济发展历程。第二，他们两位在讲学中不但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具，而且运用了不少现代经济学的新的分析手段，使长期闭塞的国内经济学家耳目一新。这也使我产生了出国访学的愿望。

对于我来说，更加具有基础性质的学术思想提升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3—1984年我到美国耶鲁大学做了三个学期的客座研究员。在耶鲁，我一边在社会政策研究所（ISPS）做“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一边从“经济学101”的经济学原理课程学起，对现代经济学进行系统性的补课。通过重新学习经济学，我品尝到了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解答经济问题的愉悦。尤其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学习，我对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有了较之前清晰得多的认识。在这以前，我虽然和大多数赞同市场取向改革的同行一样，认同亚当·斯密（Adam Smith）用隐喻方式表达的一个观念，即在市场经济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引导只考虑自身利益的商品生产者去追求并不是出自本心的增进社会财富的目标，但是我们对于这只手的实际内容和运行机制却又不甚了了。这就使我们很容易接受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主张，也就是在保持计划经济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扩大企业自主权，同时有条件地发挥政府管控下的市场（regulated market）对企业决策的影响。

而由于这种认知缺失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对我国经济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都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就我个人而言，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我认识到市场决定价格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的关键。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反映了各种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因而基于市场价格的交换活动能够引导资源流向效益最高的地方，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趋向于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理论认识提高之后，我对现实问题提出的意见也就有了更扎实一些的基础。1984年年底，在参加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前期理论准备工作和中央财经小组为上海制定发展战略的调研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的鼓舞下，我加入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之一），从此开始了令人兴奋而紧张的政府咨询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分析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研究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战略选择和方案设计等方面。其间，我参加了1986年国务院领导提出的“价、税、财配套改革”的方案设计工作，并担任“方案办”的领导成员。在“方案办”的领导班子中，我与思路相近的周小川、楼继伟等成为与“企业改革主线论”主张不同的“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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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巴山轮会议期间，与薛暮桥、马洪等合影90年代初期，我和一批有志于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一起，系统总结了前期改革的经验，深入地研究了与进一步改革有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我们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为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全面改革的方案提供了经济学的支持。我在80年代中期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走市场经济的改革之路的思想。这些思想充分体现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和改革方案设计之中。与此同时，我的思想主张时常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反对市场经济的人们，他们坚持认为，计划经济才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是改革阵营的某些朋友，他们对我的责难是“理想主义”“急于求成”等。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对过去的经历进行反思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吸取自己以前由于“唯上”“唯书”竟至违背科学良知的教训。如果发现自己的认识是错误的，自然要从善如流，知错即改；如果还没有证明自己的认识是错误的，也不因“上”面讲过或“书”上讲过或者某种流行观点的压力而轻易改变。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改革时期。当时大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已经在宏观经济紧缩的条件下自然而然地放开的情况下，营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增强市场微观主体就成为改革工作的重点，需要研究的新问题层出不穷。我开始更加深入地研究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现代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建设、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中小企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等问题。[attach]3702[/attach]
1990年代初，与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等合影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波及中国。如何为国企解困，特别是如何保障数千万国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用急药、用猛药”，靠财政金融当局大量“放水”拉动经济增长。我认为这种凯恩斯主义式的政策只是一种短期有效的救急措施，发挥民间创业的积极性才是长久之计。事实上，我从90年代初期起，就注意到了东南沿海地区的浙江等地兴起的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地方经济繁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问题在于：一方面，这些地区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有望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主要途径乃至解决“三农”问题的钥匙；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的成长环境和自身的经营又亟待改善。政府大力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途。我为制定和实施“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大战略”奔走鼓呼并在90年代后期取得一定的成效，为克服经济困难添加了一份不小的助力。由于市场化改革一度推进缓慢和法治不兴，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人得以利用物资分配和价格决定的“双轨制”，用市场价格倒卖他们用低价获得的商品，攫取骇人听闻的巨额财富。面对愈演愈烈的“官倒”横行的腐败现象，由我和赵人伟、荣敬本两位研究员主持的《社会经济体制比较》杂志引进了“寻租”这个新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发动了一场以剖析腐败现象的制度根源、动员社会力量剔除腐败行为体制基础的大讨论。对于“寻租”问题的深入研究使我的思想超出了经济问题的范围。

在1998年10月与经济学家汪丁丁的对话中，我提出要避免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从经济的角度讲，就是要发展独立的民间经济和民间力量；从政治方面讲，就是要确立游戏规则，实行法治”。接着，受到钱颖一教授2000年1月《市场与法治》讲演的启发，我们正式提出“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的纲领性口号。2001年我受邀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知名学者北戴河休假，与同样受邀参加这次活动的法学泰斗江平教授一见如故，由于都怀着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联手共同推进现代国家建设的愿景，我们作为联席主席成立了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后来迁到北京并改名为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与众多学者共同努力为建设法治中国作出自己的贡献。[attach]3703[/attach]
2018年1月，与法学家江平对谈我除了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咨询研究工作，也涉足其他的领域。比如，我在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并积极参加了上海市委为半导体攻关战役做准备的调研工作。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担任终身荣誉教授。21世纪初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时期，我还兼任过几家境内外上市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这些经历给了我更深入地感知资本市场运作和大公司运营的机会，磨练了我对于经济现象的敏感，使我能够把自己在各个领域的研究连贯打通。

回首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努力恪守经济学人的职责，坚持我认为利国利民的主张。然而，我还是有许多的遗憾。我这一代人由于被卷入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有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批来斗去，从而耽误了太多读书做学问的时间。虽然我从事经济学工作有70余年，但是真正的学术生涯却是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开始的。因此，不敢稍有懈怠。大约在3年前，资深出版人郭银星女士最先提出了将这些学术成果整理出版的动议并做了很多前期准备工作。经过各方努力，特别是在以陈义望先生为首的东方出版中心编辑团队的积极推动下，这项工作得以在今年年初正式启动。这套文集主要收录了本人的著作和文章，著作独立成卷，文章按照写作时间顺序编排并分卷。为了保存历史的原貌，除了对文字上的错讹加以改正，都尽量按原著刊出。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成绩斐然，但也并非一路凯歌行进，有时遭遇风霜雨雪，有时曲折迂回。哪怕在今天，基本的方向应该是明确的，但我们仍然会碰到许多疑难的问题，这些疑难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学习新的东西，用新的技术、武器去解答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就是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到力量往前走。

我作为一名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工作的学者，便不可避免地要在激烈的理论争论和各种利益冲突中艰难前行。我的思想在这40多年中有许多发展变化，在从旧时形成的种种观念出发逐步趋近符合于实际的认识的过程中，旧思想的影响是逐步消除的，前后的提法和论述也常常有所不同。有些时候确实是走了弯路，但也引发了我的重新思考。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的历史正在逐渐远去，但是那些历史波动和曲折所提供的经验教训还是可能为勠力同心建设美好中国和世界的人们提供参考的。

（本文写于202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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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齿九五称尊，称尊者更在市场法治；谋国百年为计，为计当研究基本问题。（上面这副对联是著名青年书法家大生刘蟾为祝贺吴敬琏先生生日而撰写的，高度概括了吴敬琏先生为改革开放所做的贡献以及他近年来的思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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