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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秦轩｜他们说日本不反思，但诺贝尔和平奖给了日本人 [打印本页]

作者: 阿里 时间: 2024-11-4 22:10
标题: 秦轩｜他们说日本不反思，但诺贝尔和平奖给了日本人
[attach]3143[/attach]文/秦轩

日本的核爆幸存者组织-日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组织联合会(NIHON HIDANKYO)获得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咋说呢，我觉得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选择。去年12月我为新新默存写过篇关于加沙战争的文章《如我必须死，还我人性》。如我必须死，是巴勒斯坦诗人Rafaat Alareer绝笔诗中的诗句。这位饱受争议备受煎熬的诗人死于去年冬季的空袭；还我人性则是广岛核爆幸存者诗人峠三好的诗句，这位幸存者诗人在核爆后的第8年去世，享年36岁，去世时比Rafaat Alareer还要年轻。那篇文章的题眼，落在希望加沙出现一个以族群和解为主题的和平纪念馆。在这个纪念馆中，去的人可以看到当地的百年仇伐，及其滋生的种种苦难与荒诞。可想而知，参观的体验不会太愉悦，但关键是，能意识到族群的仇恨与冲突是毫无收益可言的蠢事与悲剧，而日常习以为常的和平多么来之不易，应当珍惜。

在加沙办和平纪念馆，当然是空想，但我总希望能有个念头，万一哪天实现了呢？人类善于遗忘与重蹈覆辙。反思性的记忆可以生成止战之锚，阻止族群的大船冲向雷暴密布的战争漩涡。但仅仅靠记忆，靠知识远远不够。纪念馆作为锚的能量要大很多。除了对记忆的知识生产，纪念馆仿佛宗教的空间，能聚集人，以纪念为仪式，将锚种在众人心之中，又将彼此的锚系在一起。所以，谈到了广岛。加沙战争以来，常有人将广岛和加沙对比讨论，这些讨论指向的其实是，在针对施暴者的还击中，如何看待和处理对方的平民伤亡。比如基于10月7日哈马斯恐怖袭击的角度讨论，日军的暴行和哈马斯的恐怖袭击是对应的。广岛的平民和加沙的平民对应。他们的身份既是施暴者一方的，很多起码是不那么清白的支持者或者参与者，但同时也是在战争中遭到巨大伤害的一方。广岛核爆后的城市废墟画面，看起来和加沙很像。应该如何看待施暴一方平民的死亡？最重要的，当是不要轻松地“理性地”认可与接受。不要以核爆之下无冤魂一笔带过，不要将生命的死亡和刻板知识划等号，比如，简单测算下战斗人员死亡与平民死亡的比例，统计一条及格线，比如1:8以内为合格，1:16尚可，1:20为不合格。

当然不可以自我麻醉，根据研究者对未来战争的预测，以减少未来死亡来为现行的恐怖辩护。哪怕结论依然认为平民死亡的现状可以接受，也要问问自己，是否代入到了参谋部参谋的角色，正在键盘上敲一堆数字，弄个分析表格，冷静地书写战报并存档。对这点认识最深刻的，肯定是广岛、长崎的核爆幸存者。部分幸存者在战后活跃于推进无核化与反战，也是在揭开被刻板知识掩饰的恐怖与真实。1945年8月核爆，至今近80年。可以想见，绝大多数幸存者已经离去，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更像是对这些幸存者执着努力的追认。而在这个节骨眼上，评委们似乎也意识到，幸存者的经验、努力，有助于化解当下的纷争。此刻，俄乌、中东、亚洲的其他地方，战争与动荡或深或浅，或明或暗，透过社交媒体持续扩散震荡着全球围观者的神经。

我相信，像我一样担心未来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才有不少人开始言说，行动。希望大家不要忘记，现代以来，一战二战，已经有各种愚蠢残酷的先例以及当下的例子摆在面前，不要再重蹈覆辙。坦白说，我在听到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结果时，有一种吾道不孤的欣慰感，也受到鼓舞。当然，值得问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能从日本核爆幸存者的反思中学到什么？将战争创伤的触发点转化为和平纪念的锚点并不容易。让我好奇和困惑的是，广岛人是怎么将记忆指向和平的，为什么不是对于美国人的仇恨记忆？仇恨才是人最原始的生命能量吧。这种转化的发生很重要，也很了不起。因为仇恨只能滋生仇恨，你恨我，我恨你，循环往复，永无止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国内某些与战争相关的纪念馆，同样标榜和平。但给参观者的体验完全不同。这从参观者留言簿看得很明显，有的写着祈盼和平，有的则透着浓浓的“国家主义”的情怀。

与那些纪念馆倡导的价值观不同，倡导无核化，倡导和平就很高级。核爆是能够毁灭文明的终极武器，日本的幸存者因此成为人类唯一有类似苦难经验的证明。活下来的遭受辐射的人，在生理和社会层面上，都是非常惨的。断胳膊断腿，那算是轻的。对正常人来说，一些基本的生活对他们都是挑战。当时有人问幸存者，你们最大的需求是什么？他们首先说希望有自己的房子，要带浴室的那种。因为身上的伤痕，吓人，无法去公共浴室。这些在现实世界时刻需要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人，反而成为了人类的和平使者，为了避免再有其他地方成为人类第二个受难场，背负起人类的未来。消化仇恨，转换为倡导和平，看起来顺理成章，但换位思考一下，并不容易做到啊。

我不认为当时的广岛普通民众能够真的深刻地理解战争，理解日军的暴行。这不现实。他们是普通人，正常活在时代困境中的普通人。大部分人，习惯于每天早上起床给墙上挂的画像请安，他们没有机会接受人道主义教育，或体验到真正的多元，又怎么会明白免于暴政带来的恐惧的自由是多么的宝贵。价值观的普及是教育与实践的结果，不太可能因为一次核爆扎根生长。在1945年的夏天，广岛与长崎的居民纯粹就是战争祭坛上的倒霉蛋，他们不会也没有资格成为诺贝尔和平奖褒奖的对象。

1947年长浜井信三成为广岛市长。他提出保留废墟，建和平纪念馆，多少可以算作广岛变身为世界和平之城的开始。他要在特殊的美日关系以及居民的创伤中寻找突破，敲定一个方向。可想而知，其中的挑战与微妙。而且，这也仅仅是种下种子，土质尚未改变，新的观念意识发芽，需要时间。日本原子弹和氢弹受害者协会理事会成立于1956年，与美国新的核试验有关。彼时距离浜井信第一次发表和平宣言过去了9年。而幸存者的和平运动高潮，还要再等10来年。

那段往事，去年我在写加沙的文章里写过一些，这里再次摘录几段吧：“1945年8月6日上午，22岁的广岛市交通部职员沼田铃子在核爆炸中失去左脚脚踝，后因耽误治疗，左腿截肢。此前一个月，她的未婚夫，一名日本侵略军军人在东南亚阵亡。身心的创伤，与当时社会对残疾人和核辐射受害者的歧视导致她抑郁发作，一度试图自杀。在17000名广岛与长崎核爆的幸存者中，类似的经历并不罕见。随后，沼田女士成为一名高中老师，从业20余年。1980年前后，年近60的沼田女士偶然卷入日本反核与反战运动，并成为一名颇有影响的社会运动者。1980年代，日本经济已经腾飞，日本重新大国崛起，自信心爆棚，保守派与民族主义意识抬头。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自由派因危机感而激起反弹。日本的和平抗议运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彼时，到广岛旅行接受核战争洗礼是各个中学盛行的项目。老师们带着孩子去参观核爆炸的遗址、参观和平纪念馆等。同期，核爆幸存者的平均年龄也超过了60岁，面临退休，不用再为生计操心。与周围人的歧视相比，自我反思与情感安抚成为人生最大的功课。他们中不少人成为讲述者，将死亡与核弹的恐惧讲给来游学旅行的晚辈。

沼田女士是其中之一。只是她做的事情更多些。去海外演讲，与广岛核爆的韩国幸存者、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马来西亚屠杀的幸存者以及越南凝固汽油弹轰炸幸存者见面。在未婚夫战斗过的马来西亚，沼田看到历史的另一端。日本陆军第五师团步兵第11联队驻扎在马来西亚，并执行过成规模的屠杀。这一团部的总部恰恰在广岛。在沼田的回忆里，广岛年轻的女孩子很喜欢11联队的军人。而且，当听到日军告捷的消息时，她和其他的市民会提着灯笼游行庆祝。而在马来西亚，当人们听到广岛和长崎遭到核弹轰炸时，也会庆祝。”沼田玲子的这些经历，可以帮助她超越日本本土经验和意识，而从人类的视角去探讨苦难。某种意义上，沼田玲子是广岛转向和平纪念运动中结出的硕果。但我并不认为她的经历有代表性。因为幸存者并不天然等于叙事者。绝大多数幸存者都成不了她。如果没有专门的学习、训练，普通人依靠感官和口耳相传获取的信息，并不足以挖掘或构建更为广大且完整的真实。他们能提供的往往只是真实的碎片。比如核爆前后的见闻，个人的心理创伤、生活困境等等。除了核爆幸存者的身份外，这些人只是分布在城市不同角落的，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普通市民。除了彼时当局灌输的教育外，他们也没有什么天然的共识。而且，作为亲历者，他们需要展示自身的伤口，要像祥林嫂一样去不停又重复地揭露自己内心最深的创伤与黑暗。好在他们并不孤单。幸存者事业的发展背后，是日本社会的支持。

在战后，因为种种原因，不同的人向幸存者汇集，政客、学者、记者、艺术家、文学家、宗教人士等等，不同的社会资本汇集。应该说，没有这些外部势力的参与，幸存者很难形成今天的影响力。反过来说，外部势力又必然会“干预”幸存者的叙事与社会行动。从日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组织联合会发展时间线可以看到，战后幸存者组织的行动是和日本、乃至国际局势的变化挂钩的，也因之产生撕扯、分裂。这也意味着，幸存者对核爆的反思并不完全是纯粹的，理想主义的。它与日本战后的政治社会思潮、权与利等等裹挟在一起。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或让我去质疑他们标榜的那些高级价值观。

我觉得最为关键的是，多元而自由的现实社会环境，恰恰是反思与反战呼声能够生长的沃土。你可以把和平教育搞成新日本民族发明的基石，他可以批判一亿人总忏悔是精英的卸责之辞；有人只关心本土的无核化，也有人将反思拓展到日本在二战期间给他国民众带来的伤害，还有人只为敬畏真相，严格核查考证公共视野中出现的关于核爆的证词。日本核爆幸存者的活动依然是有相当局限的。他们最普遍的活动是在不同场合与时间点上陈述核爆的经历与创伤。然而重复性的宣讲既可能模糊真情陈述与表演的边界，对于接受者而言也并不总是容易共情。有时候，去广岛旅行的中学生，会在收听幸存者宣讲前，就写好充满套话的感言。而我本人，2006年在广岛倾听幸存者经历时，唯一的印象是宣讲者手上的三枚宝石戒指。而且，彼时我也要消化作为被侵略国国民身份所带来的心理抵触。在我看来，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给予日本的核爆幸存者组织，包含着对日本战后的战争反思的关切。显然，如果一个人长期从《环球时报》上了解日本对二战的态度，恐怕很难接受并认可日本反战组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难道挪威的评奖者不知道靖国神社吗？

我以前并没有专门关注过日本的战后反思，尤其是那些相关的纪念馆，直到两年前。我觉得，或许我们可以从战后日本的反思中获得更多的启发与收获。大约两年前，我和朋友去长野县松本市旅行的时候，去了半山腰上的一个纪念馆，无言馆。纪念馆周围很荒，像城市边缘山腰处的庙。无言馆里展览着日本战殁艺术生的艺术作品。说白了，就是当时日本各地美术院校的学生，他们当年去应征入伍，死在中国、缅甸、朝鲜半岛、东南亚了。这些学生也有沼田玲子她未婚夫同一个部队的。馆分一号与二号，一号馆为十字形。后来展品多了，放不下，扩建了二号馆。我进去参观时，看到墙上挂的都是画，画的右下角写着名字，年龄，死在哪儿。我能感受到这些艺术作品所折射出来的能量，同时心中又有另一个声音在冲击着我，这些细致敏锐富有时代精神且美的作品，其创作者是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日军士兵，是敌人与军国主义的施暴者。在流行的电影电视剧中，他们的形象是残暴、无情和疯狂，与爱或美无关。

我在无言馆的油管频道中，看到一个与画作作者椎野修妻子对话的录音。借助当下的录音整理与翻译技术，我对录音做了整理，摘录部分如下，翻译可能有误，但并不影响阅读：“椎野修出生于1913年（大正2年），是佐贺县一位铁路管理人员的第三个儿子。1932年（昭和7年），他进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在学生时期，他师从著名画家藤田嗣治（曾任日本陆军美术协会理事长，创作战争画，战后移民法国），并多次入选二科展。1940年（昭和15年），他成为福冈市的一名小学图画教师，次年与秀子女士结婚，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秀子女士如今80岁，和次女庄子的家人一起住在和歌山市。1945年（昭和20年）3月27日，椎野修在缅甸战死前写给妻子秀子女士最后一封信。当时椎野修的妻子秀子与两个年幼的女儿直子和庄子一起在福冈市的家中，始终相信他一定会平安归来。椎野修在出征前得知妻子怀有二胎，而四个月后孩子将出生。在最后的信中，他写道：‘那时候，缅甸的村民们忙着收割稻谷。我虽然只会简单的缅甸语，但能够进行一些对话，觉得挺有趣的。昨天傍晚，像往常一样在池塘边乘凉时，村里的一个姑娘送了我一束由大波斯菊和百日草组成的花。为了让花不凋谢，她把它们插在装满水的棕榈树干里。静静地注视着这些温柔而可爱的花时，心里感到难以形容的宁静。’在信里他还说：‘如今正值寒冷季节，洗尿布一定很辛苦吧？天气不好时，衣服也不容易晾干。真想把缅甸的阳光送给你。’秀子回忆起椎野修第二次出征时的情景：‘他是在昭和19年6月被召回军队的，出发前，我还带着孩子们去见了他。当时，我们的长女直子才1岁9个月，我也怀着次女庄子。当时他非常希望能见到我们，所以我们带着孩子去了兵营。’她补充道：‘孩子非常不舍得父亲离开……直子跟在父亲身后，挥着小手，想要跟着他离开。看到这情景，他脸上露出悲伤的表情，但还是对孩子们说，‘你们要听妈妈的话，好好回家。’虽然他装作坚强，但我能感觉到他内心的痛苦。’”在无言馆中，我清晰地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我早投胎几十年，像穆旦一样从军，我将可能和椎野修在战场相遇。我们相隔几百米，中间隔着稻谷和棕榈树。看到彼此，我们的第一反应大概就是要想尽办法杀死对方。如果椎野修晚生几十年，则可能在画展上和我相遇。或许我们还能成为朋友。再进一步地想，像他这样有艺术天赋，敏感而柔软的人在那个年代也会沦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施暴者。如果我投胎在当时的日本呢？这种想法让人恐惧，但或许最接近真实，投胎的时间与地点，可能比个人的努力与天赋更能决定命运。无言馆的创办人，馆主窪岛诚一郎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他认为，艺术创作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无论是绘画、音乐，还是其他形式的艺术，创作者都在通过作品表达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热爱。这也是为什么无言馆中的每一幅画作都充满生命力，尽管它们的创作者已经不在人世，但他们的灵魂依然通过这些作品与我们对话。

我认同他的这个观点，所以才会引发内心的巨大冲击。这种震撼，源于艺术品带来的冲击，是广岛幸存者的陈述故事无法做到的。我想，无言馆之所以叫无言馆，大概是馆长更希望人们通过作品，通过艺术去触及某些真相，尤其是难以诉说的真相。为了抵达那些真相，有必要克制知识、观念、概念与叙事的欲望，有必要暂时先把成见放到一边。坦白说，我并不知道馆长的价值观是保守还是自由。他写了不少书，但我没有找到汉语或英语的版本。但从无言馆的筹建过程中，我感受到他的开放与对多元的坚持。他说过人们可以把无言馆当美术馆，也可以当纪念馆，都无所谓。而且他拒绝了大额的捐款，坚持接受小额的捐款。我猜他是希望资金来源更多元平衡，不要太集中受某一特定势力的影响。如果说战后日本和之前的日本有什么根本上的差异的话，我认为就是制度，保障了它可以允许多元存在。因为这种多元，才可以生长出各种不同的对战争的反思与纪念。多元环境可以长出靖国神社，也可以长出关注慰安妇与女性议题的战争与和平资料馆。当然，还有广岛、长崎的纪念馆，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无言馆。在多元的环境里，社区的居民都可以自发组织起来搞自己的战争反思纪念。比如在东京当年关押左翼政治犯的丰多摩监狱。当地居民在想办法保留监狱的大门，并成立了名为和平门协会的组织，探讨如何将历史作为社区记忆传承下去。在多元的环境里，历史的记忆与纪念必然也是多元的。几乎所有关于战争与和平主题的纪念馆都会引用铭记历史才能保证未来这个说法。今年挪威诺贝尔和平中心的官员在向媒体解释为何给日本核爆幸存者组织颁奖时也说了类似的话。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段话天然成立。

实际上，希特勒在《我的奋斗》第一章开篇的第三段就在铭记历史。希特勒提到，他老家在100多年前，也就是19世纪，一个书商，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和法国的敌人，在他老家，那个德意志和奥地利的交界处的小镇被处死了。因为这个书商出版了一本反抗法国的小册子，而拒绝透露那个册子的作者。希特勒也希望人们铭记历史，或者更准确的说，他希望人们铭记族群间的仇恨。显然，这并不是核爆幸存者和无言馆所做的事情。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在百年后的加沙建一个和平纪念馆，又应该如何操作呢？在离开日本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施暴者之前，椎野修曾经带着一家三口去名古屋旅行，躺在辽阔的原野上小憩时，他曾感慨：“天空和大海如此美丽，人类为什么要打仗呢？”我觉得，这个法西斯军国主义士兵也能欣赏中国远征军随军翻译穆旦写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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