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捷克——通往现代性之路 - 卡努努论坛

导语：在前东欧各国，捷克是最具现代性研究意义的国家之一。要了解这个国家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命运，有两个事件是需要抓住的主线，一个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一个是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这两个事件向世人提出一个问题，东欧包括捷克的现代历史属于哈贝马斯所说的未完成的现代性，还是马林内斯库所说的伪现代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是最后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但却完全是由人民自己选择的。1945年的大选，捷共就已获得38%的选票， 1948年2月，联合政府的其他党派支持加入马歇尔计划，与捷共发生分歧。捷共得到产业工人支持，2月21日在布拉格老城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动员和武装了15000名工人民兵，并在此后举行了250万人的一小时大罢工。此次事件被捷克官方称作“二月胜利”，捷共从此掌握了绝对权力，总统贝奈斯下台，由时任总理的捷共领导哥特瓦尔德出任总统。

昆德拉后来的小说描写了公众对这次事件的热烈拥护，而留在他脑海里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时任外交部长的扬•马萨里克的死亡。他是跳窗自杀，还是被人从窗口抛下去？这一直都充满争议。他是一战后建国的首任总统、哲学家马萨里克的儿子，他的死标志着自由主义在捷克的彻底终结。但在当时，人们并不看重这个事件。包括年轻的昆德拉本人在内，所有人都在对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欢呼雀跃。

就“现代性”一词的本义而言，东欧社会主义显然是一种现代性。它与西方现代性一样，有着一个未来目标和进步主张，有着雄心勃勃的工业现代性规划。对于经济上落后于西欧的捷克来说，由政府来组织庞大的社会工程，加快经济的发展与增长，是符合公众意愿的。更重要的是，在有着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捷克，平等与福利的意识早已深入人心。新政府没收资本家和官僚的财产，对工业、银行和私人保险公司实行国有化，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它所实行的指令性经济、农村集体化和五年计划，很快就了恢复了战后经济，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但是，这一现代性目标依靠的是暴力的力量。五十年代初，与所有东欧国家一样，捷共在清除党外势力后，对党内进行了大规模清洗。1952年，总书记斯兰斯基被打成铁托—托洛茨基分子，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叛国阴谋集团中有十一人被处死刑。斯洛伐克党领导胡萨克、弗拉多克利门蒂斯则被指控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两年后，接任外交部长的克利门蒂斯被处死刑。四年后，胡萨克被判处无期徒刑。当时谁也不会料到，他会在未来的捷克历史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哥特瓦尔德于1953年去世，接任的诺沃提尼是一个更加僵化的人，头脑中毫无权力的性质、效用和界限的观念。在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后，他仍然坚持强硬的斯大林路线。经济变得一团糟，人民生活水平已落后于原来不如它的奥地利。在文化上则继续加强控制，压制任何“解冻”现象。1966年5月1日，一群青年学生和工人游行到市中心，喊着：“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的口号，此后一些人遭到审判。面对党内批评和知识分子的活跃，诺沃提尼采取的对策是进一步加紧意识形态控制。

按照西方历史学家马林内斯库的观点，近代以来西方存在着两种现代性。一种是社会现代性，即政治上的民主法治、经济上的市场竞争、文化上的开放和多元；另一种是审美现代性，即反对工具理性、功利主义和唯利是图的价值观，以及物欲社会中人的异化、原子化和非人化的倾向等等。但是，审美现代性存在的前提却是社会现代性。后者需要前者的不一致，因而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批判获得很高的社会赞赏。而在苏联、东欧国家，当局要求审美现代性必须与社会现代性保持一致，亦即与官方意识形态与国家经济政策保持一致。这就是当局所要求的唯一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实质。

在捷克历史上，曾产生过卡夫卡、里尔克、恰佩克和哈谢克等世界级的大作家。如果说奥匈帝国对待作家们是宽容的，那么现在作家们遇到的却是一个将文艺视作意识形态主要领域的政权，对他们的迫害远甚于普通人。1952年，捷克有15位作家总共被判220年的刑期，到1960年获得释放时，他们已经服了大约130年刑期。对于那些愿意服从的艺术家，则可以享受诸多特权，比如别墅、高级病房、私车和出国旅游等，但付出的代价是，必须坚决支持党的文化方针政策，歌颂苏联，歌颂捷共，歌颂现代化建设，歌颂光明的现实和勤奋的劳动，并且反对西方那些新的文学艺术流派，如超现实主义诗歌、抽象画与爵士乐等等。

尽管如此，捷克文学的批判传统始终像一股潜流，在未解冻的水面下缓缓流动。六十年代，文学界发生了一个逐渐自由化的过程。1966年，出版了路德维克•瓦楚利克的《斧头》，次年又出版了米兰•昆德拉的《玩笑》。这两部小说的出版成为文学界的大事，打破了文坛多年的沉寂平庸状况。这两位作家都是摩拉维亚人，采取的都是第一人称叙事。他们的作品直面捷克在斯大林时期的农村集体化和政治压迫，描写了强制的现代化所带来的人性的泯灭和乡村传统的衰落。

1967年6月27日至29日，捷克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召开。作为作协主席团成员的昆德拉首先发难，他强调了捷克文化与欧洲的联系，批评当局使捷克文学与欧洲文学隔绝开来，使它成为枯燥无味的宣传品。紧接着，戈尔德斯图克、利姆、科霍乌特、克里玛等对检查制度进行了谴责，瓦楚里克的发言直接触及了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问题，科塞克则在会上朗读了十五世纪宗教家胡斯在狱中的一封信，强调良知的重要性。此次作协大会成为“布拉格之春”的先声，作家们谈及的问题也构成了此后捷克的主要精神现象。

1968年1月，杜布切克接替诺沃提尼担任捷共第一书记，他提出建设“具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并启动了史称“布拉格之春”的政治改革。这个改革的具体内容包括党政分开、减少权力集中、让各阶层参政、建立责任内阁、引进市场机制、企业自主经营、保障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取消书报检查制度、为五十年代大清洗中受迫害的人恢复名誉、独立的外交政策等。6月，应一群科学家要求，瓦楚里克起草了一份题为《两千词》的宣言，有七十多名著名作家、科学家、运动员和工人参与签署，宣言提出了鲜明的政治主张，呼吁推进改革进程，由此成为布拉格之春运动的象征。

捷克人突然对政治感到兴趣，男人们每天谈的不再是足球和女人，而是政治。读者争相阅读作协的周刊《文学报》。在1967年10月停刊前，这份周刊每期印行达16万份，当它于1968年3月以《文学日报》复刊时，印数甚至达到了26万份。作家们的作用引起了苏联领导层的愤怒。在与杜布切克的会谈中，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怒不可遏：“你们的政策竟让所谓的自由作家们来发号施令，这简直是发疯！”后来，当华约军队入侵捷克时，全副武装的苏联士兵最先包围的国家机关之一便是作家协会！

8月20日深夜，华约五国军队越过边界，一夜之间就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杜布切克被迫签下城下之盟，同意解除改革派领导人的职务，允许苏联军队在捷克长期驻留。面对军事入侵，捷克人民展开了抵抗。一夜间，所有路标都改了方向，村镇换了名称，占领军找不到地方，苏联士兵只能啃地里的马铃薯。大街上，人们围着苏联军人抗议，穿着迷你裙的姑娘们故意在坦克前露出大腿，挑逗手足无措的年轻士兵。地下电台的女播音员悲怆地告诉人们：“布拉格终将成为一座沉默之城，但我们的语言还在空中，他们的子弹无法击落我们的声音。”

在苏联集团的军事镇压下，“布拉格之春”失败了，这是可以预料到的结局。当时，昆德拉写了一篇文章《捷克的命运》，将改革失败归因于捷克的历史文化命运，哈维尔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随即发表《捷克的命运？》一文，认为捷克的命运是捷克人自己在1948年选择的，与历史无关，由此提出当代捷克人的道德责任问题。

1969年4月，胡萨克取代杜布切克出任第一书记，后来又兼任总统。胡萨克上台后即极力推行“正常化”，大肆镇压改革派和知识分子。多达十万的捷克人流亡国外，更多留在国内的作家、学者、律师和记者被开除公职，其作品也遭到禁止，仅在七七宪章开列的名单中，被禁止发表作品的捷克作家就有231名！官方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将这些知识分子与社会隔绝开来，让他们在公众中彻底消失。为了维持生计，这些知识精英不得不去做清洁工、邮递员和看门人一类的工作。

然而，被禁的作家们并没有屈服。七十年代初，一个被禁作家的小圈子开始每月一次在克里玛家里聚会，互相朗读各自的作品。他们中有哈维尔、瓦楚利克、格鲁萨、科赫特、克莱门特和乌德等人。此后，克里玛又将自己的作品打印出几份装订起来，按成本价卖给那些地下读书会。瓦楚里克看到这个书稿时，突然觉得可以将此类作品装订成册，成为一套丛书。他自告奋勇来负责编辑出版，还给这套丛书取了一个名称：挂锁。

这就是著名的“萨米亚特”，这个词最初源自俄语，意思是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在东欧国家，“萨米亚特”主要存在于波兰、匈牙利和捷克。这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它证明了人的心灵广度。“为什么写作”永远是一个严肃作家的自我追问，但对“萨米亚特”作家而言，捷克作家从来就很少为消遣而创作，他们一直将文学看作是生活的捍卫者。正如瓦楚里克所言，他们的目的是“为后世保存人们的记忆”。在这个意义上，“萨米亚特”可以说是见证的文学。

最初，警察试图阻止“萨米亚特”，对参与者进行跟踪、搜查和判刑，但“萨米亚特”开始变得像童话故事里的多头龙——它是不可征服的。子弹永远无法击落声音，结果是更多的人了解了发生的一切，更多的人站了出来。在西方，有一句古老的拉丁文皈依格言：“谁统治，谁的宗教就是真理。”瓦楚里克把它改写为“谁统治，谁的愚蠢就是真理。”然而，愚蠢是永远不可能成为真理的。

胡萨克推行“正常化”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政权稳定，同时也意味着不再强调为理想的未来而奋斗，而是鼓励人们转向当下的物质享受。当局一方面尽量提高消费率，满足人们的消费欲望，另一方面严防人们对制度的思考。统治者和公众之间似乎达成一项默契：统治者不去干涉公民的私事，公民也不要关心公共事务。正如哈维尔所说：“为了平稳地操纵社会，社会的注意力被故意转向自身，即脱离对社会的关怀。通过将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仅仅是消费品的兴趣上，是希望使他没有能力意识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犯的程度。”

反讽的是，制度的现代性曾经建立在一个长远的历史目标上，不断走向未来的进步成为最高的道德和理想，如今它不再强调现代性的历史法则，或者说它已经惧怕未来。胡萨克因此被称为“遗忘总统”。到了七十年代，从表面上看，生活恢复了常态，这个时期后来被捷克人幽默地称作面包时代，一度表现出英雄气质的捷克人突然间又变得对政治异常冷漠。在哈维尔看来，“人们基本上摆脱了形式主义的政治活动，却被消费社会的物质报酬迷住了。外表巩固的实现是以捷克斯洛社会笼罩着精神和道德危机为代价的。”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人们不得不赞成每一项政府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教师讲授他不相信的东西，学生重复教师讲授的内容，作家们描写虚假的现实。每个人都害怕不能像他人一样过上好日子。

这是一种伦理学意义上的恐惧，它与现代社会的道德贬值有关。帕托切克认为，欧洲文化的最高目标是真实与自由，而非满足于温饱的生活。哈维尔也指出，极权体制实际上就是哈哈镜中的现代社会。而瓦楚里克则写道，作家们不得不在内心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应该向谁讲话？怎么向那些选择当下个人好处而不是人类未来的人讲话？”

这使得捷克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批判聚焦于个人的道德责任，由此提出“生活在真实中”的主张。这句话首先意味着拒绝谎言的现实，而更深层的意思则是拒绝表象世界，重新回归超验的宇宙图景。对许多捷克知识分子来说，主客观一体的传统思维模式是有道理的。在生活的表象后面，应当有着一个哈维尔所说的“绝对的地平线”。它是意义和价值的先在前提，正如马萨里克所说，意义也是一种事实。

就现代性批判而言，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摆脱不了主客观二分的思维，因而最终只能趋向意义虚无的结论。捷克知识分子则认为，现代性取消了先验的前提，价值成为主观赋予且可以随意阐释的东西，因此现代的危机正是意义的危机。对此，胡塞尔的学生帕托切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道德的存在不是只为了维系社会运转，而且更是让人成为人。不是人依据自己反复无常的需要、愿望、癖好与渴望来界定道德，而是道德界定人。”这实际上是继承十五世纪宗教改革家胡斯的传统，把个人良知重新置于生活的中心位置。正是这种认知赋予了捷克知识分子巨大的道德勇气。

1976年，一群年轻人组成的“宇宙塑料人”摇滚乐队风靡一时，其中一首歌《百分百》成为叛逆的象征，歌词中唱道：“他们害怕老人的记忆/他们害怕年轻人的思想和理想/ 他们害怕葬礼，和墓上的鲜花/他们害怕工人，害怕教堂，害怕所有的快乐时光/ 他们害怕艺术，他们害怕艺术/ 他们害怕语言这沟通的桥梁……那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怕他们？”当局对这些年轻人进行了审判。为了支持他们，一些知识分子借着东、西方签订赫尔辛基协议，在1977年发表了“七七宪章”，要求当局兑现人权的诺言。

宪章的签署者都是捷克著名的作家和学者，帕托切克和哈维尔担任发言人，为此他们遭到当局逮捕和审讯，七十多岁的帕托切克不堪折磨，在一次审讯中猝然去世，哈维尔则数度入狱，始终不屈不挠。在阐述“七七宪章”宗旨的文章中，他们强调人的良知和责任感，坚信普遍的道德冷漠后面有着“隐藏的一面”，即真实的生活。在哈维尔看来，像“萨米亚特”、宇宙塑料人”摇滚乐队、地下读书会等这种不受官方控制“第二文化”，就是真实生活的表现。

“第二文化”体现了捷克知识分子瓦茨拉夫•本达所说的“平行政体”，即在文化、教育与经济等领域，建立起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平行社会结构，以实现公众的自我管理。这实际上就是托克维尔曾经指出过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从来都是两个不同的人类机制，但现代极权却用国家消灭了社会，最终导致传统价值失范。因此，真正的改变不能寄望于当局，只能寄望于市民社会的重建。从“生活在真实中”到“平行政体”，捷克知识分子的认识在逐渐深化。

然而，尽管一些勇敢的人团结在“七七宪章”周围，时常在官方或非官方的纪念日举行示威，但他们毕竟是少数。就像瓦楚里克所写：“我们许多人都是像这样在继续写作，他们中有些人是我读过和敬佩的：是什么给了他们信心认为继续写是值得的……我们正在做的一切都是在清扫普遍的知识，深入到雪堆，希望有一天它会变成雪崩，吞没那些主要的罪犯。现在，这样做是不错的，但事实上这就是将要发生的事吗？”

雪崩似乎是突然发生的。1989年10月，当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今后不会再干涉东欧国家内政，两周后捷克便爆发了学生示威。11月17日，布拉格举行了游行，纪念1939年被纳粹杀害的一名学生。这次示威得到官方许可，但那些平时嘻嘻哈哈的年轻人却喊出了自由民主的口号。18日，哈维尔等作家、演员加入了学生队伍，宣布成立公民论坛。12月10日，胡萨克总统辞职，新政府成立。12月29日，议会选举哈维尔担任总统。

这次剧变被称为“天鹅绒革命”，意谓是一次和平的制度转型。事实上，17日的示威结束后，学生们来到老城广场静坐，当局出动防暴警察进行镇压。当时，作家赫拉巴尔正在广场上，他后来写道：“老城广场被装有铁栏车窗的大型黄色警车紧紧地包围着。在卡普诺瓦大街上，高压水笼头正对着行人猛喷，扫射着躲在车轮下的人。人行道上，人们慌乱地躲避着袭击，一位八十岁的老妇人大声地喊着：谁来赔偿我湿透了的外套？一群士兵站在工艺美术学院的门口严阵以待，不断向地铁涌去的人们在哭泣，不是情绪激动而是催泪瓦斯所致。”

不过，在1948年以后的捷克历史上，这次民众示威的结局的确是最和平的了，以致赫拉巴尔凭着作家的直觉，意识到一切正在发生改变，“被剥夺的东西终有一天会物归原主”。他的预感是对的，仅仅一个月后，刚刚出狱不久的哈维尔就当上了总统。在1990年的新年献辞中，他对着广场上的公众畅谈捷克未来的民主道路，并以激动人心的语言结束：“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许多历史学家都相信，东欧国家包括捷克政府的倒台是由于其经济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生活远远比不上西方富裕。为了尽快实现现代化，东欧国家的计划经济是以重工业为主，无视消费品生产。整个经济发展依靠的是投资，而不是消费，从而形成短缺经济。当局偶尔也会迫于压力，进行一些经济改革，但正如西方学者布朗所说：“经济改革是东欧产生新的不平等的动力。”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不平等也应运而生，与追求社会平等的意识形态发生矛盾，因而总是半途而废。

此外，根据英国历史学家福凯斯的观点，东欧的崩溃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当时东南亚经济崛起的影响，出口大为减少。按照《欧洲经济评论》在1989年的结论，这一年东欧国家的经济产出是1947年以来最糟的。为了实行“正常化”，胡萨克采取消费主义，一反社会主义国家积累至上的传统，提高消费率，结果耗光了存款和外汇储备，然后又大搞贸易赤字，种种原因导致了债务与贸易危机。

但是，事实上东欧各国的生活水平多年来一直在持续改善，即使从1985至1989年，东欧各国的经济数字在最后时刻仍保持着低增长，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年均生产总值增长1.5%，高于东欧各国。因此，东欧的崩溃不能完全从经济角度加以解释。现代性不仅意味着物质丰富，还意味着精神自由。正是在非人化方面，东欧国家表现出现代性最坏的一面，将人完全视作制度目标的工具，对此没有一个民族是愿意长期忍耐下去的。

1989年后，捷克人选择了宪政民主制度，同时也选择了市场经济。公众很快就适应了普选和多党轮流执政，甚至有点乱糟糟的政治局面。倒是从前的异见知识分子，尤其以哈维尔为代表，对此感到十分失望。在他们看来，私有化和市场化产生了新的不公平现象，政治家们的言行都是为了争权夺利，没有道德理想。在国家发展的路径选择上，总统哈维尔与总理克劳斯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哈维尔始终坚持他的“反政治的政治”，即符合道德的政治。他认为无论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都是非人化的现代性产物，他反对市场经济和多党政治，主张建立以公民的个人良心为基础的政治。由于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他被讥为“高高在上的牧师”，而他自己也声称仍是个“持不同政见者”。

总理克劳斯则坚持彻底的和议会民主，坚决主张推行“休克疗法”，争论的结果是克劳斯的观点占了上风，尽管遭到许多人批评，但他推行的政策却成效显著，捷克人的生活很快就接近了西方发达国家，他的声望也达到高峰，在2003和2008年两度担任总统。但市场自由主义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弊端，在2008年，克劳斯的“证券私有化”便曾遭到舆论的强烈批评。

自十九世纪以来，捷克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就一直有着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在思想上又深受西方现代性批判的影响，缺乏对自由主义宪政理念的理解。哈维尔身上就体现了这一点，他思想中很少有英美自由主义的影响，这自然与他的知识结构有关，他看待世界的角度是哲学和文学的，而非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也就是说，他在担任总统后，身上仍有着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人文知识分子的思维，把权力看成是绝对的恶，而不是必要的恶。

1999年，哈维尔在法国参议院发表的演说中指出，全球化将导致共同的未来，欧洲人应当重新审视自身，自己的身份与责任。欧洲的未来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将欧洲建设全部交给专家治国论者，要么重拾欧洲应有的责任，不再只局限于短期目标，不再执着于消耗地球资源的技术革新。欧洲的理性主义逻辑是由于某种内部运动而演变为如今全球性的技术与消费文明，而这种文明正在大步迈向自身的灭亡。

许多捷克知识分子也都面临哈维尔的困境，帕托切克的学生卡莱尔•科西克曾在七十年代被流放，1993年他在《现代社会与危机》上指出，如果欧洲不再受到核武器的威胁，那么虚无的感觉将长期伴随着人们。全球化便是一股虚无的浪潮。追求数量和速度的时代，商品化与道德混为一谈的时代。“我们只是从一个洞穴搬到了另一个洞穴——毫无疑问，我们无法绕开柏拉图。我们只是从一个被利刺包裹的岩洞来到了另一个舒适安逸、被天花乱坠的宣传所照亮的巢穴。”

另一位作家克里玛在转型后的作品中也描写了当代人的精神危机，试图继续探讨意义问题。重新获得自由后，为了要弥补过去时代造成的损失，人人都想着挣钱，想着找情人。突然间，捷克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死亡感到恐惧。换言之，是自由生活突出了曾被压制和反抗掩盖的死亡问题。正如主人公丹尼尔最后对自己哀叹：“压制时期他承受住了，但没能抵御住自由时期”。

他们仍然纠结的是现代性问题，或者说什么是最好的现代性。然而，只要有一个完美的理想，这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捷克知识分子需要意识到的是，民主不过是最不坏的制度。至于捷克的现状，东欧专家金雁曾道出她的直观感受。她在2008年游历捷克，看到从前作为工业化象征的大型重化工企业已得到改制，新兴产业向高科技、旅游、服务业发展。当年支持布拉格之春最著名的切卡德企业区，已经开发成商业住宅楼和办公楼。她写道：“捷克边境曾经重度污染的西里西亚地区，现在转型治理成果显著，已成为环境良好的度假地和农牧业区。尤其感觉明显的是道路质量上佳，又没有收费站，一路畅行在绿色的海洋中，在蓝天白云的遇衬下，公路两旁一边是黄的向日葵，一边是白的食用罂粟，红砖顶的小房子夹杂其中，恍如童话世界。”